讨论：东莞为什么招不到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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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讨论：东莞为什么招不到工？(转载)
收入低、用工环境差及长三角的分流，使珠三角陷入缺工困境
　　东莞市副市长李小梅强调，企业劳动环境不理想是缺工重要原因，“如果企业不注重用工环境，他们就不会选择来东莞打工”
　　大儿子不堪工作之苦自动离厂，二儿子被机器轧残了手，母亲为儿子讨说法也被工厂开除。东莞缺工的原因似乎就藏在这一家人的经历中
　　与她一起来东莞打工的还有17岁的大儿子，而16岁的小儿子何继斌比他们提前半个月到了东莞。
　　韦家在广西宜州市洛东乡王格村，种田及养蚕的收入每年只有五六千元。想到在东莞打工三个人每月都能有几百块钱的收入，韦桂琼当时很激动。
　　今年2月19日，韦桂琼和大儿子顺利进了大朗镇的一家毛织厂，韦的工作是检查衣服有没有破洞，同时剪掉线头。每检查一打(12件)，有1.4至1.8元的收入。她“每天最多查200多打”。
　　韦的工作时间表是：每天早上7点半上班，11点半下班吃午饭，两小时后继续上班，一直干到晚上6点，休息一个半小时后继续加班，一般要到晚上11点才能收工。每月“出粮”(发工资)的当天，韦桂琼可以休息一天，她每月平均要工作320－340小时。这个劳动时间比劳动法规定的整整多出100－120小时。
　　在东莞打工的四个月里，韦没有吃到过早餐，午餐可以吃到两三个菜，一周能吃一天荤菜，“荤菜只不过是用油渣炒出来的”，晚餐同午餐一样，夜宵是稀饭和两个菜，“饭可以随便打，菜只有一份”。为了这份伙食，厂里每月从她工资里扣70元。
　　韦的大儿子干了两个月后就跑回老家了，他每月的工资是底薪500元加每天5元加班费，“他说以后再不进工厂了”。而早于他们来东莞打工的小儿子何继斌却出了事。
　　何继斌去年到东莞打工的时候还不满15岁，因为没有办身份证，他只能到一些小厂找活计。
　　“第一个厂是手袋厂，听说要通宵加班，没敢去；第二个厂是玩具厂，进人要求低，我借了老乡的身份证进了这家厂。”在这家厂里，何继斌为模具修补工人打下手，每天早8点上班，一直干到夜里10点，中间有两小时的吃饭、休息时间。早餐没有，午饭和晚饭一样，两个素菜每人一份，米饭随意。何继斌干了一周就受不了了，“模具太重，搬不动”。由于没干满一个月，他没领到一分钱工资。
　　今年春节后，何继斌进了东莞一家胶带原料厂，每天上9小时班，月工资400元。
　　工厂24小时开工，工人三班倒上班，何继斌被安排到夜班，为此老板给他增加了50元工资。何早上7点下班，回宿舍睡觉，中午吃饭后接着睡，下午5点吃饭，晚7点半开始上班。厂里没有夜宵，但每天给2元钱补贴，饿了，何继斌就和同事买方便面吃。
　　住宿的地方很差，宿舍是铁皮屋顶的平房，四人一间，墙壁上只有一架摇头小风扇。中午天气很热，而宿舍门口就是挑拣废料的地方，“很吵，很难睡好。”
　　何继斌上岗前几乎没有受到任何业务培训，直到现在他还是不知道操作的是什么机器，“别人只告诉过我不要把手放到出料口里去，我的手被轧了以后，才有人说以前就有人被轧过手。”
　　4月7日晚上，何继斌又上班了。他的工作是挑拣废胶带，把可以利用的放到机器里，再从出料口把滚烫的已经融化成浓粥一样的原料拿出来。
　　晚上9点半左右，机器的皮带传送轮出了问题，何继斌把左手伸到皮带下面检查，右手扶着墙。“不知怎么搞的，右手碰到了墙上的电源开关，皮带一下转动起来，左手卷进了皮带轮，然后又被甩了出来。”
　　何继斌左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立即血流如注，“三个手指都不会动了”。老板派人把他送到东莞市人民医院，当时的病历显示“三指被轧伤，无名指第二关节只有皮肉相连”。
　　医院为何继斌做了再植手术，中指和食指保住了，无名指却留下了残疾。
　　住院一周，老板每天给10元钱，让他买有营养的东西吃。住院一周后何回到了厂里，“老板说在医院也是睡觉，回厂里一样睡。”在出院后的10天里，老板每天给他6元钱，“让吃点好的”。
　　5月28日，何的手拆线。第二天，老板娘就叫何继斌与女工一起捡废料。由于手指仍然发麻、疼痛，何继斌手头很慢，“慢了就要挨骂，老板娘骂白话，我听不太懂，天天挨骂就不想干了。”
　　6月20日，何继斌找老板辞工。
　　按照每天15元，住院休息期间工资照发的标准，老板算出了5月1日至6月20日的工资：50天工资750元，另外再补750元算是了结工伤。加上前两个月750元工资，何继斌工作50多天，以一个手指残疾的代价换得2250元。
　　韦桂琼觉得老板补偿太少，第二天给老板打电话，要再加点。“老板说他问过很多厂，工伤最多休息一个月，已经补的750元给了是人情，不给也不违背道理。”
　　韦桂琼没了办法，后来几经辗转，她向河池市驻东莞劳务管理站求助。
　　劳务管理站站长宋词打电话与厂方交涉，厂方说愿意私了。双方见面，韦桂琼明确提出要对方赔三万，“他们说我是敲诈，不愿意私了了”。
　　“私了”行不通只能“公了”，宋词建议韦桂琼带着何继斌先到医院验工伤。何到了医院，医生不给做鉴定，要他们先办好社保局的证明，再带着身份证才能做，韦桂琼又找社保局，对方说要有何继斌是该厂职工的证明，比如工作证、饭卡、胸卡才能开证明，而何继斌所在的这家小厂从来就没办过这些东西。韦桂琼又没了办法。
　　“公了”行不通，还是得“私了”。韦桂琼的老乡再次帮她打电话给老板，最后双方商定给一万。三天后，老板又变了卦：“你们还是验伤找劳动局‘公了’吧”。
　　为了处理儿子的事，韦桂琼连续请假被工厂开除。这一下，来东莞淘金的广西农妇彻底没了办法。
　　长三角6城市的新员工平均月工资比全国平均数高8.5％，东莞却整整低了16.8％
　　1997年以来的7年，外来工的绝对收入与广东全省职工平均工资水平差距越拉越大
　　韦桂琼一家人的困境，部分解释了东莞缺工的原因。
　　“东莞的工厂伤了很多人的心，他们回去会影响好多人。”智通人才市场塘厦分部副总经理宣蕴刚闲聊时这么说。
　　“招工难的直接原因是我市企业用工环境不佳”，东莞市委政策研究室与劳动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调查了东莞缺工状况后，在调查报告中分析了缺工原因。“企业用工环境不佳，对产业工人的吸引力明显减弱”。“用工环境”是指工资待遇、企业管理和企业诚信。
　　东莞工人的平均工资大概有多少？
　　东莞最低工资标准为450元／月，在劳动力市场，几乎各家工厂招聘工人开出的底薪都是450元，加班费按照劳动法规定执行，“实际情况根本不是这样，”一位业内人士介绍，“在那些小厂绝大多数没有加班工资。”
　　“大部分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450元的最低工资标准更是形同虚设。工人加班加点，有时甚至通宵达旦，拿到的加班工资却少得可怜。在洪梅镇一家大呼招工难的制衣厂，现有员工217名，翻看其2003年11月的工资单，赫然发现工资低于300元的有71人之多。再一问，加上每个月扣除伙食90元后，实际到工人手上的钱也就所剩无几了。”东莞市委政策研究室的报告这样描述工人待遇。
　　东莞基业人才市场自2003年起，对珠三角的电子、制造、建材、日常消费品等劳动密集型企业，每年做一次薪酬调查报告。调查显示，2002年东莞欧美外资企业生产工人平均月薪为731元，试用期间为566元，日资韩资企业正式生产工人月薪为718元，试用工人为612元，港资台资正式工人的工资是571元，而试用工人只有507元。
　　2003年，欧美外资企业生产工人工资上升为855元，日资韩资企业工人工资上升到820元，港资台资企业上升为650元。生产工人工资总体升幅为6.7％，与经理、主管、工程师、办公室文员四种职位相比，升幅为最小。
　　对东莞和珠三角工人工资的评估，还有多种数据。
　　去年7月，中山大学城市与规划研究室主任、广东省人大常委阎小培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20年来，珠三角的劳动力成本一直都只有500元。
　　今年7月，广东省总工会公布了在全省开展的对外来工基本状况的最大规模调查，这次调查面向全省12个市，收回近7000份有效问卷。对外来工工资收入的调查结果表明，月收入在800元以下(国家纳税标准)的占48.2％，月工资收入在1200元以下的占近八成(78.7％)，月工资收入在1600元以下的高达89.4％。而广东2003年全省在岗职工的月平均工资收入为1675元，也就是说，外来工中仅一成的人月工资收入达到全省职工的平均水平。1997年以来的7年，外来工的绝对收入与全省职工平均工资水平差距越拉越大。
　　今年年初，国家劳动力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报告显示，全国24个城市的企业新员工的工资待遇平均为每月660元，长三角6城市的新员工平均月工资比平均数高8.5％，深圳高5.4％，东莞却整整低了16.8％。
　　然而，即使这不高的工资，工人们还往往不能及时拿到。
　　在东莞市委政策研究室做的调查研究中写道：“拖欠工资在我市许多企业已经司空见惯。今年年初，市劳动局开展的一次劳动执法大检查，尽管在检查之前已经提前通知企业进行自纠自查，但在随后检查的133家各类企业中，存在拖工资情况的还有101家，欠薪总额达到3039万元。”
　　吃不好、睡不好，无休止的加班。东莞市副市长李小梅强调，企业劳动环境不理想是缺工重要原因，“如果企业不注重用工环境，他们就不会选择来东莞打工”
　　韦承兴、韦翻、杨宛和黄必寿在第一个工厂只做了四天。
　　“吃不好，睡不好，工作时间长，工资又少(每月450元)。我们就跑出来了。”他们都来自广西河池，刚从技校毕业，学校把他们送到那个厂里，但是他们不愿意在那里做下去。
　　这是一个玩具厂，他们每天工作13到14个小时，四天里，他们吃到的菜只有南瓜和胡萝卜，有时候他们还在餐具里发现上一餐的剩饭。“饭是可以加的，但菜就这么多，油水又少，很容易就饿了，每天都是饿着肚子上班。”
　　他们每天都工作到夜里11点多，然后回到12－16个人一间的宿舍，宿舍里有一个风扇，“很挤。”
　　离开这家厂后，他们找到了河池驻东莞劳务管理站，6月18日，站长宋词把他们和另外一名打工者一起送到了一家万人大厂。
　　这一次，他们做了一个月，而后五人一起离开。
　　他们认为这个厂工资不少，工作时间也不算长，主要是工作环境不好。“车间里太热，皮肤过敏”。“声波很刺耳，我受不了”。“一个月里，发生两起事故，工人的手被轧了”。
　　他们对伙食和住宿也不满意。每餐两个菜，一荤一素，“说荤呢，只是带点油水。菜太少，也不好吃，感觉还是吃不饱啊。”他们住宿的房间是16个人一间，里面有床架，有风扇，每间有两个卫生间，“这么多人，冲凉是个问题”。
　　在这里，他们每周工作六天，每天10小时，星期六算加班。他们的底薪450元，但是要扣除伙食、住宿费230元，平时加班4.03元／小时，星期六加班5.3元／小时。一个月下来，他们的工资是500元，其中两个人上夜班，多了50元补贴；一个请过一天假，扣了20元；另一个有一次没完成任务，扣了30元。
　　今年5月，东莞市副市长李小梅在市政府全体扩大会议上再次强调，企业劳动环境不理想是缺工重要原因，“如果企业不注重用工环境，他们就不会选择来东莞打工”。
　　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执行理事刘开明说：“发展了20年，工厂还是没能营造出一个工人愿意在里面生活的社区环境。”
　　“有相当多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工作环境、管理水平、员工生活水平仍然停留在十多年前的水准。不少企业对外来员工缺乏基本的尊重，随意打骂工人，扣押身份证、暂住证，企业文化、人文关怀更无从谈起。”东莞市委政策研究室做的调查研究反映了东莞企业的客观现实，而一名打工者的死亡则为这段话做了一个冰冷的注脚。
　　今年6月18日，在东莞东坑镇打工的韦美仁开始发烧；7月2日早晨，她死在了医院里。
　　32岁的韦美仁是广西东兰县纳怀村村民，今年4月20日到东坑镇一家大型玩具厂做工。
　　韦美仁随身带的两份工卡记录了她走向死亡的过程。
　　工卡有两份，一份按国家法律规定，只记录一周5天，一天8小时的工作时间，另一份则记录了加班的情况。“8小时的工卡应付有关部门的检查，这一份加上加班的一份才是真正的工作时间。”一名工友告诉韦美仁的丈夫韦文学。
　　18日韦美仁开始发烧，这天，“8小时工卡”上、下午都是“请假一天”。晚上加班，“加班卡”上“进厂”的时间是18点20分，“出”的一栏却空白，一名工友说，当晚韦美仁觉得很难受，没加完班就回宿舍了，于是“加班”上写着“旷工”。
　　“旷工”一次罚款50元，而韦美仁工作一天还挣不到30元。“旷工一天就等于白干两天，”韦文学说，“不是到了坚持不下去的地步，她是不会回去休息的。”
　　19、20日为双休日，“8小时工卡”这两天为空白。“加班工卡”则记录着从早上7点半到晚上11点半，每天的工作时间都大约为13个半小时。“这两天她觉得烧有些退，坚持去上班。”韦文学说。
　　21日，早7点半到晚12点，工作14小时。
　　22日，“8小时卡”记录工作8小时。“加班卡”上空白，因为“晚上又去看病了。”
　　23日，“8小时卡”记录工作8小时，“加班卡”的晚上加班一栏为“旷工”。“晚上去看病，请假没被批准，就成了旷工”。
　　24日，两张卡都是“旷工”。“这两天病情加重，去东坑镇医院看病，请假又没被批准。”
　　25日，“8小时卡”记录早上8点上班，但下班一栏空白，“加班卡”晚上加班一栏为“请假”。“这天病没好转，她请老乡帮忙请假。”
　　26日至28日，卡上写着“请假三天”。“26日起她的病严重恶化。27日晚上10点到医院打针后被老乡扶回宿舍。28日，病情没有好转，也没有钱去医院看病，向厂方借钱未果，一名主任私人垫了105元钱，晚上11点多打完针，花掉医药费83元。”
　　29日之后，“8小时卡”和“加班卡”都是空白。“29日、30日，几个老乡凑钱送她到医院打针；7月1日，老乡向厂方借钱，没借到，打一针后回宿舍。夜里12点，同宿舍的人听见她粗重、短促的喘气声，但是直到凌晨1点半才由厂医院医生打120求救。这时她大小便失禁，已经昏迷。”
　　7月2日早晨6点30分，韦美仁在东坑镇医院死亡，对她的病的诊断是颅内感染、心肌炎、多器官功能衰竭。
　　妻子死亡后，韦文学从老家到东莞处理后事。厂方只答应出12700元善后，韦文学不愿意，当地劳动局劝他接受这个数字。
　　据介绍，韦美仁的死亡很难被定为工伤。事实上，工伤在珠三角的企业中是一个极其敏感的字眼。刘开明博士研究了深圳市1994年至2003年工伤状况，“工伤事故及伤残人数在深圳是个敏感数字，《深圳市统计信息年鉴》中有关工伤事故和工伤保险的资料少得可怜，而且总是尽可能地模糊。但可以看出端倪。累计发生断指、断臂、断腿及因工死亡的工伤案件近5万宗。从1994年以来，深圳的工伤事故呈明显上升趋势，工人的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他们不是只为赚钱的一代，他们没有过重的经济压力，他们还有自己更为高远的人生规划。当企业无法满足他们时，他们选择离开
　　“你们的工作苦不苦啊？”李承平问。
　　“和别的厂差不多。”厂方招聘的人说，“出来打工哪有不辛苦的。”
　　19岁的李承平确实想再考虑一下。高中刚毕业的他从广西跑到东莞求职，7月中旬的一天，他在人才市场逛了一上午后显得颇为沮丧。“我什么都不会，只能学。”当学徒只有400多块，熟手转正了也只有700多。
　　招聘场里的成都西南科技大学计算机系毕业生刘某则有自己的想法，“做设计的经验积累很重要，我现在只想找个正规的厂家，给我操作机器的机会。”刘打算学会了技术就去深圳或者回四川老家，“回老家我就是这行里一流的人才。”
　　“现在外出打工的年轻人和上一代打工仔已经很不一样了。”深圳当代社会观察所执行理事刘开明分析说，“上代人打工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赚钱，新一代年轻人更希望借助到经济发达地区打工改变命运。”
　　广东省总工会做的外来工生存状况调查中，在对外来工出来务工的主要目的和主要收获这两个问题的回答中，都设置了开拓眼界、学习技术、发挥才干和赚钱这4个选项。统计结果发现，赚钱(41.8％)是外来工外出务工的最主要目的，而他们外出务工后的最主要收获却是开拓眼界(36.0％)。调查还发现，稳定就业和自我发展是外来工当前最注重的两个问题。
　　然而，新一代打工者的梦想却与现实相差甚远。
　　外来工生存状况调查发现，58.2％的人“极少有业余时间”。记者采访的企业中，没有一家是不需要加班的，每天工作10个小时已经算少，大部分都是11小时以上，有的甚至达到15、16小时。同时，只有一家企业表示执行了五天工作制，别的工厂都是每周六天，更严重的工厂只在每个月发工资那天放假休息一天。
　　对多数外来工来说，业余文体生活单调枯燥，打球(28.9％)、唱卡拉OK(27.8％)是首选。
　　对此，新一代打工者显然是有所“挑剔”的。挑剔的后果之一是：工人难招、招了难留。
　　一名工厂的人力资源主管抱怨年轻人越来越“娇气”：“有几个年轻工人，早上要吃家乡口味的稀饭，煮饭的大师傅不会做，他们就辞职走了。”
　　另一个工厂的人力资源主管则抱怨，四川的中专毕业生越来越难招了，“每次打电话到学校要人，对方就说我们不习惯你们那里的气候，学生不愿意去。今年没有招到一个四川的工人。”
　　对这种变化，东莞市的有关调查报告中写道：“新一代的劳务工人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自我保护、自我增值意识加强，对一些企业侵害工人权益现象不再忍气吞声，遇到合适的工作机会便会‘弃暗投明’。”
　　东莞市人才市场的调查结果表明，今年普工的流失率是15％，而过去一直是10％左右
　　东莞的工人除在珠三角内部流动外，其中9％到了长三角地区
　　“弃暗投明”流失了大量工人。
　　“新一代年轻工人承受的经济压力比上代人要小，而且可供选择的工作机会更多，种种因素导致了珠三角工人流失率的快速增高。”刘开明说。
　　广西河池市驻东莞劳务管理站站长宋词告诉记者，“我们送去的工人，能有70％的稳定下来就算成功了。”
　　刘开明多年来一直在关注劳工问题，他在工厂调查中了解到，以前工人的年流失率大概是25％－30％，现在工人进厂第一个月的流失率是40％，有的超过50％。
　　东莞市基业人才市场也做过调查，他们调查的结果，今年普工的流失率是15％，而过去一直是10％左右。
　　流失的工人去了哪里？基业人才市场做过一份员工离职后流向调查，调查的范围包括管理层、工程师、技术工人和普通工人。调查发现，东莞的工人除在珠三角内部流动外，其中9％到了长三角地区。
　　调查者特意提出了苏州，苏州在中国200个城市的综合竞争力排名中名列第五，其中企业本体竞争力排名第四，调查者指出，越来越多的人才流向苏州工业园。
　　而在采访中，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长三角和内地的竞争是此次缺工的原因之一。东莞市政策研究室的一份报告中说：长三角异军突起，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过去“广东独秀”已被“全面开花”局面所取代。产业工人的流向从过去“发财到广东”变为“东西南北中”，尤其是流向华东地区。劳动局方面的说法是：“以往湖北、安徽来广东打工的人数要远远超过去长三角的人数，现在已经基本持平了。”
　　与广东比起来，长三角似乎有很多优势。东莞市塘厦镇一个港资企业的人力资源主管对记者说：“东莞的地方政府执法不力，最低工资标准等规定无法保障，工作环境也得不到太大的改善，事故是常有的。听说上海、苏州那边要规范得多。”
　　刘开明在考察中则发现长三角地区的企业管理相对比较人性化，而广东的企业大多等级森严。他一定程度上认同那位主管的说法，但是作了一些更正：“广东也有很好的企业，长三角那边也有比较差的企业。这个很难说。”刘开明在浙江考察时碰到过一些以前在广东打工的工人，他们是听老乡介绍浙江的环境比较好，工资也高，从而放弃了广东。
　　内地发展也是分流工人的一个原因。一名老家在湖南岳阳的工厂人力资源主管说：“内地工资并不比东莞低多少，就算低那么一两百，那些工人也只会愿意在家里，出来一趟是需要成本的。”记者向一些企业的老总和人力资源主管询问为什么不提高工资吸引工人时，他们表示提高工资就提高了成本，同行业别的企业不提高的话，自己就失去了竞争力。
　　珠三角惊呼：民工短缺！拥在东莞的民工潮不见了
　　拥挤在东莞的民工潮不见了，很多企业招不够工人
　　这是早前媒体的报道。事实上，不仅珠三角，长三角、福建等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企业都发现，工人不像以往那样好招了。一向被认为廉价劳动力接近于“无限供给”的中国，却在今年令人意外地大范围出现工人短缺。
　　这场短缺事先没有预兆，来得如此突兀，几乎让所有人都措手不及。但回头观察，又能发现缺工并非一日之寒。
　　缺工让老板们不得不改善工人的待遇，也让离开土地到城市里寻梦的农民对明天有所期待；缺工促使政府不得不调整以往与企业目标一致的利益格局，也促使企业更多地想起社会责任；缺工明确发出20年以来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出现问题的信号，也要求各方作出应变。
　　学者已经开始发出声音：这次民工荒将对中国农民工劳动力市场，甚至中国的经济运行模式产生重要的影响；
　　政府已经开始行动：东莞明确提出今后经济工作重点是要帮助企业完成产业升级；
　　农民工已经开始选择：到待遇更好的地方去打工，或者读更多的书，不再只满足做一名“体力型”工人。
　　东莞是珠三角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代表，这次缺工潮在东莞也表现得最为激烈，有人估算：“珠三角200万工人缺口，东莞占一半”。
　　张纪凤为了招到工人颇费心机。在东莞厚街镇的劳务大市场里，她租了一个面积最大的摊位，两张招聘图表分外醒目，还有一台电视机不停播放介绍工厂的录像。电视机对面摆了20多张椅子，应聘者可以慢悠悠地坐下来，边看录像边听张纪凤讲解。
　　张纪凤所在的旭辉注塑厂原有300名工人，由于去年年底增加了一个分厂，要新招200人，但一直没有招够工人。“真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张纪凤满脸迷惑，“工人一下子特别难找。”
　　与旭辉注塑厂一样，东莞的很多企业都招不够工人。珠三角的很多企业也招不够工人。
　　突如其来的“非典”，似乎一下子改变了东莞劳动力市场供需关系。
　　去年4月，东莞塘厦镇的太阳茂森金属制造厂开始发现工人不那么好招了。当月该厂计划招聘一线普工200名，人力资源部主任李拥军说，按照以往的方式，厂方在厂门口贴了一张招聘启事，“以前启事一贴出去，就围满了人，招100人能有上千人来应聘。有一次来应聘的人太多，还把工厂的大门挤坏了。”
　　最后，李拥军用了一个月才完成招聘任务。
　　茂森集团是当地大型知名企业，以工资高，待遇好著称，“我们招人都这么困难，其他工厂招工难就可想而知。”
　　“非典”被遏止以后，缺工却有泛滥的势头。
　　“开始以为‘非典’使内地的劳动力不敢来广东，导致当时工人难招，但从那以后，工人就一直缺。”
　　该厂去年4月增加设备，7月工程竣工后开始大规模招工，此时全国范围内“非典”引起的社会恐慌已进入尾声，但这位主任发现工人还是很难招。
　　“去年7月的招聘计划是一周招200人，但整整一个月只招到100人。”这位主任说厂门口张贴的招工启事效果大减，“7月是生产旺季，又增加了一条生产线，大把订单却找不到人来做。”在工厂老板数次督促下，他频繁给内地劳动局打电话，“后来河南的一个市送了100个人过来，解了燃眉之急。”
　　去年年底，工人返乡回家，一些工厂为了留住工人，把年终奖放到了过完年回厂后发放，一些老板则许诺，只要工人带一个老乡到厂里上班，每人奖励30至100元。
　　然而，奖励并未奏效。节后没有出现老板们预想中的工人人数反弹，相反，劳动力供给沿着短缺曲线继续下行。
　　“今年招工感觉比去年还难，上星期要招60名工人，已经过去了10多天，只招到了30个人。”　茂森人力资源部主任李拥军说。
　　小厂的压力更大。今年3月，那家中大型电子厂再次扩大生产规模，计划招聘200人，这次“足足招了两个月”。7月，他们要再招300人，“与内地劳动局联系，他们说很多地方的厂子亲自到他们那里现场招人，人都被招完了，他们也没人可送了。”
　　今年2月，东莞缺工引起媒体关注，媒体纷纷以“节后东莞遭遇用工荒”、“东莞爆发生产工荒”等标题，报道了东莞的工人短缺状况。
　　东莞市职业介绍服务中心主任罗自强接受采访时表示，春节前对东莞的企业调查发现，企业缺工近15万人；春节后回家过年的96万在莞民工中，大约有5％的人不回来，加起来大约缺工20万人。
　　往年春节后也是东莞缺工时期，由于广东省要求企业节后一月内不得招收外省新民工，往往导致短时期内工人不足。然而，今年三四月份，工人却仍然没有“回流”。工人持续短缺引起了东莞市官方的关注。
　　东莞市委政策研究室与劳动部门组成调查组(以下简称调查组)，在东莞市委政策研究室撰写的一份决策参考中，描述了当时缺工的状况：“一年一度的招工是企业生产运作的第一道固定程序……过去招工写的都是‘招收熟练、熟手、高级技工’，而今则增加了不少‘大量招工’、‘急招、急聘工人’、‘有无经验均可’等字眼，过去熙熙攘攘的劳务市场如今却难现昔日的热闹，过去排队求职、人头涌动的工厂门前如今却门可罗雀。”
　　这份报告中还引用了劳动部门的反馈：“一位在劳动部门工作过20多年的‘老臣子’深有感触地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只要春节一过，公路上到处是拿着行李的外来民工。可是2001年以后，来的人越来越少。’”
　　令人忧虑的是，四五六这三个月缺工一直持续。“现在招人比春节后更难了！”多家企业的人力资源主管感叹。
　　广西自治区河池市劳动局在东莞设置了劳务管理站，负责该地区农民工的安置与后续跟踪，去年到东莞的该站负责人宋词说缺工后自己“翻了身”：“从前来一批工人，我的前任就要去求厂家安排，而现在都是厂家找我，由我来挑企业。现在平均每天有三个厂家向我要人，工人只要送过去，他们都要。”
　　7月，记者在东莞采访期间，缺工状况依然没有缓解。在从东莞市区去往厚街镇的公路两边，在石龙镇大大小小的街道里，在塘厦镇一个个工厂门口，在虎门镇一条条工业村村头，“大量招工”的启事无处不在。
　　东莞企业与政府都明显感受到了缺工的变化，在上述报告中调查组总结道：“种种迹象表明，东莞市正面临着企业‘难招工’的严峻形势”。
　　“20万”是正常的，“100万”则预示着危险
　　东莞究竟缺工多少？官方与民间的说法相差甚大。
　　春节刚过，东莞劳动部门在2月份曾做过一次调查，显示当时缺工23万。3月，劳动部门表示缺工有所缓和，缺口减小到6万－7万。
　　对这个数字，调查组表示怀疑。在调查报告中，调查组认为这个数字仅为“冰山一角”：“如大朗镇毛织企业近2000家，需要工人12万人，目前只招到8万人，缺口4万人。在毛织企业最集中的巷头村，某港资厂需要300人，招不足100人；某个体厂需120人，仅招到20人。又如洪梅镇共有各类企业76家，外来员工2万多人，缺员3000多人。该镇某电器厂，尽管开出的招工条件是‘只要身体健康，均可进厂做工’，但应者寥寥，目前缺工近2000人。”
　　7月8日，在纪念《劳动法》颁布十周年外商投资企业座谈会上，东莞市劳动局局长莫海明称，东莞缺工远没有媒体此前报道的那么严重，“只缺20万。”
　　此前，曾有媒体报道东莞缺工100万。记者了解到，该媒体曾采访东莞厚街镇一家劳动力市场经理，这名经理介绍，他估计仅厚街一个镇的缺口就超过5万名，而另一家人力资源公司经理则估计“东莞一地的缺口量超过100万名，珠三角地区至少达到200万名以上”。
　　东莞智通人才大市场塘厦镇分部是塘厦镇及周边地区规模最大的劳动力市场，该市场去年12月成立，至今副总经理宣蕴刚还欠着塘厦镇政府“一笔账”：“开业之初，镇领导给我们下达过任务，要帮塘厦镇招5万名工人，至今还没完成。”就在接受记者采访的前一天，长安镇人事局向宣蕴刚提出要求，给该镇一个鞋厂送600个工人，“这让我很头痛啊！”
　　“全东莞缺工有多少我不好说，但仅塘厦镇及周边地区，就缺工20万左右”，宣蕴刚估算出这样一个数字，“这是根据企业向我们发出的招聘信息算出来的。”塘厦是东莞较大的一个镇，此外东莞共有27个镇和莞城四区。
　　而号称东莞“规模最大”的基业人才大市场的一名经理则推算出了缺工100万的数字。“东莞有1.4万多家港台外资企业，如果每个厂缺70人，就是100万。”这名经理认为这个数字也偏于保守，“我个人知道的情况，很多企业都缺几百人，有的缺上千。而且还没把数不清的本地企业算进去。”
　　20万，似乎是一个安全的数字。
　　东莞市劳动局局长莫海明对这个数字的评价是“正常的”：“东莞有260万固定工人，400万流动工人，660万工人按照5％的流动率计算，33万以内的流动都是正常的。”
　　缺工100万对东莞而言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如果东莞工人短缺的情况一直持续下去，那么劳动力密集型企业都不得不面临两个选择：关门或者搬迁到劳动力资源更丰富的地方去。”东莞理工学院易宏举教授说。
　　中国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神话破灭了
　　东莞一家小厂的工人告诉记者：“今年厂里的订单特别多。”“订单增加，是去年SARS导致订单减少，今年反弹所致。”一家服装厂的行政经理也说，“订单增加了五分之一”。
　　订单增加，企业即扩大生产规模或增设新厂。深圳当代社会观察所执行董事刘开明认为，全球经济复苏，珠三角企业出口增加导致了新工厂的大量出现，从而使用工需求快速增加，“工人增加的速度赶不上企业增加的速度”是这次缺工的重要原因。
　　企业在扩张，劳动力供应却在减少。东莞市劳动局局长莫海明认为，全国全方位开放，特别是长江三角洲产业的发展，给工人提供了更多劳动选择的机会，同时劳动力有效供给相对减少，加剧了供需矛盾。东莞企业大多要年龄在18－25岁之间的年轻工人，这代人是上世纪70年代末期后出生的，正是我国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后出生的一代，客观上劳动力供给相对减少了。
　　对绝大多数普通的打工者来说，东莞绝对是人间地狱.以户籍人口而论，东莞人之富裕大概要冠居全国,他们的富裕,就是建立在五六百万外来工的基础之上的。
　　内地的绝大多数城市都市建立在九万万农民的基础之上的，是在家里种地给国家剥削好？还是东莞给剥削好？都差不多，over
　　中国什么都却，就是人不却，现在不是以前啦
　　 想用两钱打发别人为你累死累的干，不可能啦
　　 只让西方人知道咱有廉价的劳动力吗
　　现在的中国不是以前的中国啦，更应该看的更远。
　　这样的私企老板是没人替他打工的,这样的工不如作鸡作鸭作农民作服务行业做骗子,农民你当他们是傻子啊,这一代都是宝贝儿子,父母打过工心里有数啊,他决不会让他再出来,再说农产品涨价,农税免掉,还是种田好啊,没人会盯住你,空气还好,还有农闲,比这些要产生危险的黑工好,这样也好,要么黑工厂关门,东莞是急功近利啊!没有什么长远的好处的,广州旧街满街都是穷人!没有什么可买,也没有什么可卖!
　　东莞台资企业比较多，而这些台资企业往往比较“吝啬”。
　　是呀，其实东莞的崛起完全是政策的原因。与他们的整体素质没有关系，所以才会有象旧社会一样的剥削现象。但是现在情况变了，人民觉醒了，所以你就不能在做奴隶主了！
　　但是现在情况变了，人民觉醒了，所以你就不能在做奴隶主了！
　　哇,看到这句话,感觉是解放前GCD说的话呀
　　《劳动法》白订了，悲哀啊……
　　我有一个老乡小王，他和老婆在一家鞋厂打工，（还好我还是单身），在这家厂做工3年，老板考虑到一些员工会中途跳槽，工钱都是年终结的，每十天发100元做生活费，多数情况，年终结帐时，还要压一个月的工资，要你明年再来。
　　 这里话题说远了，还是就事论事，前不久小王的老婆得了子宫肌瘤，不能上班，而且不及时治疗也很危险，小王考虑到在打工的外地治疗回很贵，老婆手术后也没有人照顾，就想和厂里结帐回家去，厂里面既然不同意，他就说先从工资里拿些钱来治病，也没有同意，他无奈，跑到当地政府的劳动局，希望能解决问题，没有想到劳动局的了解情况后，非但没有为他解决问题，还拿出一本《劳动法》指给小王看，第31条上的规定很明确，“员工要在辞职前一个打辞职报告，”小王没有什么文化，也无可奈何，现在已经有20天了，他老婆还在带病上班，像一些企业真的完全不把打工的当人看。
　　 我还想说的是，当地劳动局的人还好意思拿《劳动法》来吓人，稍微有点思想的人都知道，不要说别的，根据常识，这样的规定也行不通的，一些做官就知道断章取义，欺负外来务工人员。他们还好意思拿《劳动法》出来，你说现在在一些私营企业里，有几家为员工提供了《劳动法》里应该享受的权益？
　　 每十天发100元做生活费，除了能勉强填饱肚子，还能有多的钱吗？《劳动法》有这样的规定吗？人都吃五谷杂粮，谁不会得点病，或出点什么意外，当这些事情出现时，能从累计的工钱里先提出一点，这样的要求不算高吧？难道那些所谓的企业家，真是惟利是图，毫无人性吗？
　　第31条上的规定很明确，“员工要在辞职提前一个月打辞职报告”
　　不知马克思在地下看到，会有什么样的感想
　　“大家总是认为中国劳动力数量庞大，是‘无限供给’，过剩与短缺的平衡点还远远没有到来。”易宏举教授对劳动力供需关系宏观变化的判断与众不同，“而我的一些台湾、香港朋友10年前就预计大陆五年后会出现工人紧缺的情况。我说他们的判断都错了。中国的劳动力并不是‘无限供给’，但因为剩余劳动力太多，过剩与短缺平衡点的出现，比大家预计的早，又比台湾、香港企业家预计的晚，其实正是现在出现了。从此以后短缺将成为主要趋势。”
　　----说这句话的人真TMD的个大白痴,不知有没有良心,不知父母是怎么把易宏举这个所谓教授给生出来的.。中国人口之多，就算是美国，都有失业，这么所到中国劳动力现在就短缺,这是笑话。如果我出一块钱工资给工人，然后我招不到一个工人，我就可以说我们这里劳动力严重短缺了吗？真是笑话，为何东莞短缺，答案只能说是工厂企业严重剥削了工人，让工人几乎辛苦工作一个月，收入都几乎养不活自己。可悲的中国
　　东莞的黑心老板们说招不到工人，说工人短缺，有什么依据，一个月工资一元钱招不到人是不说工人短缺短缺了，如果这些黑老板们真的想招工人，为何不提高待遇，提高工资呢？真是个天大的笑话。
　　哪里都存在剥削，可那些工人为什么还要去做，因为他们不做就没有饭吃，可能那几百块钱给白领们看来就是剥削，可惜最底层的工人们没有它就可能活不下去
　　现在还是资本主义初级阶段，都这样
　　深圳缺工至少60万？深圳企业出现招工难怪现象
　　“春节后一个月不准招新民工”这是政府为防止民工潮的一项规定。可是，今年的情况是：不但“潮”没有出现，反而连人们熟悉的背着背包排队找工的民工也难得见到了。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民工潮相反，今年企业遭遇到了意料之外的民工短缺。有消息称，珠三角民工短缺200万，民工荒已出现在沿海经济发达省份。那么具体深圳的情况怎样呢？记者日前对深圳用工市场进行了多方调查。
　　“回家结婚可以，但要带20个人回来，”这不是一句玩笑，而是宝安区公明镇的一家礼品制造厂给员工的结婚请假条上的批字。这家工厂的业务经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笑称确有此事，因为目前厂里工人缺口有100多，现有员工还要走，就想出了这个点子，为的是解决招工难的问题。记者了解到，不独此一家企业喊招工难，今年春节后，深圳市人力资源市场到处接到企业人员告急的电话，请求招工支援，一向以劳动力充足称道的深圳从未像今天这样感到招工困难。
　　位于平湖镇良安田村的千立鞋业的人事部主任徐先生正为招工难苦恼。他说，进入春季，工厂订单多，任务紧，虽然全厂有1000多人，但仍缺200多人。2个月前，他亲赴江西抚州招人，一到当地就“傻”了，上海、浙江、江苏、北京、福建加上广东，共有6个省在那里招工，千立鞋业公司被淹没在一大堆企业中，一个人都没招到无功而返。然后，他们委托深圳市人力资源市场，要求劳务输入200人，但分配到厂的只有8个人。他还委托了社会职介，也毫无消息。
　　同样位于龙岗镇的雅胜电业也正急着招工，公司缺工100多人，去了河南、广西、云南招工，都没招到。
　　大企业同样也陷入了招工难的境地。比亚迪公司是一家著名的公司，向来不愁招工，但现在的情况可大不相同。由于公司业务的发展，总公司目前需要招4000多人，与深圳市人力资源市场和几家大的职介所联系后，每天能陆续招到几十人，但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公司人事部人员说，以前都是求职者自动找上门来，现在却是到处招不到人，分公司订单任务紧，等着要人，人事部门工作压力极大。
　　记者前往宝安区福永镇，一路上看到不少工厂在厂房前扯起大红横幅招工，工业区里几乎每家企业门口都张贴了招聘启事，不少还写着名额不限，可是应聘人员却寥寥无几。记者仔细看后发现“急需大量女工”的字样频频出现，一家“宏信”厂拉出的红幅就是“大量招聘女普工”，记者随后采访了多家企业，十有八九的厂都在为招不到女工犯愁。
　　在福永镇怀德翠岗工业园，记者走进了一家名为“路德电子”的工厂，负责招聘工作的女员工告诉记者，女普工最难招，因为厂里订单多需要大量的人手，所以有多少女工都可以接收。为了招收女工，公司不但在门口贴招工广告，同时还到沙井镇的人才集市上招，但每次都只能招到一两个人，有一些男青年来应聘，公司又不愿要。记者询问为何只招女工，这名工作人员回答说，年轻女孩子好管理，男孩子多了容易拉帮结派，还会发生打架斗殴事件，所以，公司即便遇到了条件合适的男工，也不愿意要。
　　各职介机构感到了汹涌而至的“寻工潮”。宝安创业人才大市场总经理尹惠平说，目前他手上一次要500人以上的企业就有20多个，其中要人最多的企业要招1200人。这些企业都是制造行业的大企业，而且要人很急，称再招不到人生产线就要停工了。他们四处联系，每天也最多只能招到100多人，根本满足不了企业的需要。
　　龙岗新路程职介公司有关人士说，一个星期以来，企业来登记要招的普工人数近2万，这个需求是往年的两倍。但现在劳务工很少，以前职介公司前排队找工的情形已没有了，职介公司四处出击也找不回这么多的人。
　　职介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据透露，以前职介公司为了与企业拉关系都要给人事部人员一些招工回扣，现在用工市场供求关系发生了变化，变成企业要出大价钱给职介招工。一位不透露姓名的职介中人说，已经有两三家电子厂因为急着招人，允诺说招到一个女工愿付100元给职介公司。这一现象在业界已不是秘密，一般都是招到一个工付50—100元。
　　从外省驻深办事处传来的信息说，曾经以深圳为打工“热土”的民工们，来深圳的明显减少了。湖南省是劳务输出的大省，其驻深办事处主任陈星柜介绍，在深圳打工的湖南人大约有80万，每年流动的有20万左右，但今年明显减少了，流动来深的民工大概减少了&*#左右。今年以来，办事处不断接到深圳企业要求劳务输入的请求，目前就已有20多家，有电子厂、玩具厂、家具生产厂，还有建筑行业的企业，所需人大约在2万人左右，但办事处经过努力也没法满足企业的要求。
　　“不是没有人，而是一些人不愿来了，”陈星柜说，在长沙的一些星级酒店工作，工资也不比在深圳少，许多人当然不愿舍近求远背井离乡了。当地发展也需要人，一些技校毕业生刚出校门就被当地的企业抢走了。另外一个原因是，不少农民工去了上海、浙江、江苏一带，那里的用工管理规范，工资能拿到700元以上，而在深圳关外不少人只能拿到500—600元，打工一族不少直奔长三角而去。
　　安徽省驻深办事处人员告诉记者，今年来深圳打工的安徽人的确有所减少，不少去了长三角一带。由于农产品价格上涨，务农收益增加，还有一部分老民工回乡后就不愿再出来了，在家务农也照样能赚到钱。
　　企业们都介绍，缺工是从去年非典开始感觉到的，当时各厂人事部门都未给予重视，认为是非常时期的非常现象，而且那时在厂的员工都不走，缺的也不厉害。谁知这一情况到了今年一直没有好转，好像还越来越差，这让老板们有些心慌了。
　　今年2月初，宝安区就传出信息说，宝安区节后未见民工潮反而出现民工荒，预计缺产业工人40万！消息引起了省、市有关部门的重视，立即派人调查。调查发现，是老板们在元宵未过，就想开工，左等右等，就是不见工人回来，心里慌先喊了出来。事后不少工人陆续回厂上班，缺人并不那么严重，数据显示虽然没有40万那么多，但至少也有10万，缺人的势头已摆在了眼前，随着许多工厂订单不断增加，缺工的人数也在不断增加。
　　深圳到底缺工多少？深圳市社会观察研究所的刘开明博士告诉记者：整个广东省缺工在200万以上，以东莞最多，大约占了一半，其次就是深圳。深圳关外的情况与东莞类似，整个深圳的缺工情况约占全省缺工总人数的30%—40%，即在60万—80万，他认为这个数字是完全可信的。深圳关外有18个镇，每个镇村里有大量的劳动密集型的“三来一补”和制造业的工厂，以沙井镇和公明镇为例，两个镇分别有“三资”和“三来一补”企业800多家，一家企业缺50人，一个镇就缺4万人，这只是保守的估计，因为有的厂缺口在千人以上，如此平均算下来，关外18个镇的缺口就超过70万人。
　　企业喊“缺”，真的是劳务工数量不够吗？研究者和职场中人士都认为不是。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2004年6月份统计的村一级调查结果显示，今年外出打工的农村劳动力同比增长3.8%，和往年相比保持了平稳增长。另外，自2000年以来，城镇登记失业率也是逐年攀升，就业形势并不乐观。深圳也同样面临着就业和再就业的压力，今年力争要将失业率控制在3%之内。深圳市人力资源市场有关人士说，所说的“民工荒”，其实不是真正的“荒”，而是出现了一边是有人没工做，一边是有工没人干的尴尬局面，劳动力市场存在着结构性矛盾，这从人力资源市场里每天还有大量的求职者就能看到。
　　刘开明博士说，企业现在最缺的就是熟手工，但现在有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文化程度低，没有技术。企业招工难只是暂时性的，到底延续多长时间，这要看政府的政策、管理和市场调节的力度，比如说，如果大批的农村无技能劳动力能尽快转化成产业工人，“缺”的情况就能得到缓解。
　　这是什么样的经济繁荣昌盛的景象？分明是马克思描述的羊吃人的闹剧
　　 是这样，我去过浙江等地，并不觉得他们的外来工收入比东莞高，工作环境也差不多，但有些小型的工厂工作环境是很差的，缺工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政府对外来工的关怀不够，政府的政策没落实所致，还有就是缺少一个招收工人的完善机制，东莞人并不富裕，很多地方也很落后的，也有很多生活得很苦的家庭，上不起大学的人也有！我们这里前几个星期就死了一个为了子女读书工作过度劳累，在晚上过马路的时候被车撞死了的母亲。
　　更正，是这样前面删这三个字（感觉不）
　　东莞的“监狱工厂”（每天关着铁门，里面坐一大狼狗，一个月休息一天或是不休息，每天工作十二到十四个小时，不加班工资还只有三四百元）太多了，在和长三角用工环境好、用工量越来越大的企业相比较，谁愿意去那坐牢？
　　“呆胞”太多的地方注定是这样，同。
　　上海这边一个月工资七、八百，如果加班一个月可以拿1200以上。而且不少企业都有保险的。
　　一句话，我鄙视在内地的台湾企业
　　内地的香港企业大部分都比较人性化，看台湾的企业，他们真的是过来剥削的，台湾人，一点良心都没有。哼
　　　　一句话，我鄙视在内地的台湾企业
　　　　内地的香港企业大部分都比较人性化，看台湾的企业，他们真的是过来剥削的，台湾人，一点良心都没有。哼
　　4。爱吹牛（还美其名曰“有自信”）
　　5。公司规则只用在其他员工身上，自己却可以不遵守规则。（比如员工的“魔鬼训练”，丫怎么不以身作则啊？）
　　2. 东莞本地人都很牛B，他们靠祖宗留下的地来成为富裕阶级，感觉非常的排外，我们班几位同学就是这样。
　　不会啊我们这里的东菀人的很好说话，东莞人是比较有钱
　　民工的素质不断提高啊,现在的民工好多都没有接触过土地,他们都有一定知识啊,有自己的梦想,一般的钱没有对满足温饱的人没有意思,他们要的是机会,是认同.是融入整个社会阶层.
　　 几个老乡圈在一起讲两句乡谈，一道壁垒就在外乡人跟前巍然矗立——只有你的地位足够，别人才不会在你面前讲方言。
　　我在台资企业干过，真的很差，不过我并不怪老板，最可恨的是政府，不准建立工会，出了事劳动局根本不站在你一边，在这种情况下，那个老板不会仗势欺人啊。GCD最可恨
　　不过，披着羊皮的狼啊，冒工会之名尽行不义之事
　　不要怪担保黑,不要怪商人黑,不要怪北京人上海人排外,应该问谁造成这些的!!!!!!!!!!!!!!!!!!!
　　不是工荒，而是因为工价太低了，所以没有人愿意做
　　这些剥削的人不要嚣张，你可知道你处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必被谴责！
　　——耳边响起了《国歌》，很庄严！
　　以下文章可以局部解释为什么东莞找不到工人，为什么工人不愿意去台湾人办的工厂去工作！
　　据信息时报报道，东莞市清溪镇泛美塑胶玻璃纤维厂39名工人，因为向厂方讨要合法权益未果后被集体辞退，不料竟走上了一条“死胡同”：如多次应聘处处碰壁、刚刚上班即遭莫名“解雇”。原来，当地的台商协会制定了一份《通知》发给一些厂家，称该39名工人在泛美厂的举动为“集体罢工”、“索取巨额赔偿”，要求各厂“留意以下人员”。
　　这份注明39人的身份证号码、住址、出生年月的“黑名单”，引起省总工会高度重视。经各方调查处理，日前，清溪台商企业协会已向这39名工人书面道歉，省总工会也将继续关注这批工人的权益赔偿问题。
　　泛美塑胶玻璃纤维厂是台商投资企业，成立于1993年，现有工人180人。
　　王绍明于1996年9月进入该厂做电工，他说由于工厂经常加班加点，加班费又不按劳动法规给工人计发，2002年8月8日，他与班长张军峰、袁清代表工人向厂方书面提出加班费要按劳动法规计发的要求，谁知工厂将他们由技术管理工降为清洁工，工资也随之降了许多。
　　想到自己是代表全厂员工争讨合法权益，却受到这样变相的惩罚，3人自然不服。同年8月18日，3人以“工资不能降，加班费要按劳动法规计发，同时给员工检查职业病”为由，向东莞市劳动争议仲裁清溪分庭申请仲裁。同年8月26日，劳动部门以“此争议已超过法定的追讨时效”为由不予受理。同年9月6日，3人又以“现行工时薪酬计算违法”为由，将工厂诉至东莞市人民法院。
　　2002年9月12日，泛美塑胶玻璃纤维厂接到法院应诉通知后，就在当天，以“王绍明等人无法配合现场作业，调到后勤部门，以自动离职论处”。同时，工厂还贴出通告，取消工人的福利待遇，即取消药费报销、安慰金、加餐等，工人的盒饭由以前的三菜一汤变为两菜一汤，厂方同时还宣布工人的底薪每月降至450元。
　　工人们见工厂的报复手段这么强烈，不但没有屈服，反而坚定了争讨合法权益的信心。与此同时，与工厂打官司的王绍明等人，因无钱请律师，很多同事自愿捐款支持，厂方知道此事后，竟怀疑是王向强煽动同事捐款，遂将其开除出厂。
　　2002年10月16日，王绍明状告厂方一案在东莞市人民法庭开庭，电工陈志鸿出庭作完证后，厂方便以“发电技术不好、工作不负责”为由将其开除。陈不服被开除的理由，不愿离开工厂。2002年10月19日，厂方让铁松管理区治安队强行逼陈出厂，并打伤了他。
　　工人们忍无可忍，便发生了39人集体抗议事件，10名老员工第二天遭厂方“解雇”，另29人集体提出与厂方解除劳动关系以示抗议。2002年10月22日，29名工人见厂方没有任何举措，只得去当地劳动部门和政府上访，劳动部门派人到该厂调解无效，29名工人当天离开工厂。
　　2002年11月4日，39名工人以工厂“不执行《劳动法》相关规定发放拖欠工资、加班费、支付经济补偿金及赔偿金和退还社保金”为由，向劳动部门提出仲裁申请。
　　在等待仲裁结果的同时，39名离厂工人开始四处找工作……令他们困惑的是，刚开始还有一些工厂愿意接纳他们，可上班不久老板就以莫须有的“理由”将其开除了。反复几次，他们再也难以找到工作。
　　2002年12月10日，来自贵州省的王志敏和河南的张军峰好不容易在一台商投资五金厂找了一份做打磨的临时工，由于临时工没有工作服，而打磨又是比较脏的工种，因此他们便穿上了以前泛美塑胶玻璃纤维厂发的工作服，令他俩始料不及的是，当他俩第一天上班还没满1个小时，老板见他俩是泛美出来的，回办公室一会儿，竟没给任何理由当即将两人开除。
　　2003年3月的一天，同样一直没找到工作的王绍明身上只剩下5元钱了，他拖着疲惫的身子，路经泰×五金制品厂，准备顺便看一看该厂是否招工时，竟发现自己与38名工友的个人资料，被当地台商协会制成“黑名单”，张贴在该厂门卫室的窗玻璃上。该名单其实就是署有“东莞台商协会清溪分会”的一份《通知》。《通知》称：“各台商会员，请留意以下人员，原任职于铁松泛美塑胶玻璃纤维厂，于10月22日集体罢工，向工厂索取巨额赔偿金，经有关单位调解不成，日前正移送法院官司诉讼中，请各位厂商，如有招工，请留意以下人员……（注明了39人的身份证号码、住址、出生年月）”。日期是2002年11月8日，正好是39名工人申请仲裁后发出的。
　　工人们这才发现，自己找不到工作的真正原因不是能力有限，罪魁祸首就是台商协会的这份《通知》。
　　因找工困难，39名工人的生活变得艰难起来。程万阳从去年10月25日出厂后，也没找到工作，在老乡处借钱维持生计；没地方住，就与10多名老乡挤在一间只有10平方米的房子里。
　　来自湖南的文爱明，从2002年10月21日出厂至今没有找到工作，这段时间他只好靠妻子在一家针织厂打工300元的月工资过活。每天夫妻俩只吃一餐，由于买不起炒菜的餐具，每天的菜只好放在碗里蒸着吃。
　　王智敏进泛美厂的时间刚1年，根本没什么积蓄。出厂后只得在同学处“打游击”。有一次她听说一家工厂正在招工，她赶了过去，在课长那里答问、试工都一路通过，当她到办公室填表时，对方发现她是“黑名单”上的人，当即拒绝了她入职。为了节省车费，当天她打算在同学处留宿，等到第二天沿途继续找工作。可没想到，晚上保安查房，她又被赶了出来，一个孤身女孩就这样露宿街头。
　　而最先站出来争取权益的36岁的王绍明，也一直没有工作。这些天，他身上只剩下5元钱了，为了生计他已负债累累。凭他熟练的技术及多年的工作经验，在遍地都是工厂的清溪找份相应的工作本不是件困难的事，可是，刚开始一些天还有些工厂愿意接纳他，但总在上班不久就被老板以“莫须有”的理由将其辞退。
　　2003年5月27日，记者到东莞市清溪采访此事，在清溪镇泰×五金制品厂门卫室，见到工人们反映的那份《通知》依然张贴在原处。泛美：我们只反映了情况
　　就“黑名单”事件，泛美厂总经理饶城奇起初予以否认，当记者告知他工人已拿出物证时，一番沉默后他解释说：工人发生集体抗议后，工厂作为台商协会的会员，只是向台商协会反映了一个“简单”的情况。至于台商协会为何会发出《通知》，泛美厂自称不太清楚。
　　采访中记者发现泛美厂去年才开始与工人签订的《劳动合同》，根本没有到当地劳动部门鉴证。泛美厂在去年底成立了工会，但工人却不知道工会主席是谁、工会设在哪里都不清楚。
　　通过记者了解到“黑名单”事件后，当地工会高度重视。东莞市总副主席李淑娴打电话给清溪镇总工会，要求协调处理好此事，并将情况报告给市总。清溪镇总工会有关负责人指出，“黑名单”违反了劳动法规，剥夺了工人自由、平等就业择业的权利，是一桩严重侵犯工人合法权益的事件。该负责人表示杜绝类似事件的再度发生。
　　省总工会对此事件高度重视，有关负责人立即给东莞市总工会和省企业家协会打电话，要求他们要高度重视，对此事追查到底。省总工会将派出有关工作人员到清溪，配合工人依法讨回合法权益。
　　针对清溪台商协会发出的所谓“黑名单”《通知》，省总工会法律顾问处处长、律师刘国斌认为，该《通知》的文字用意给工人的负面作用很明显，通知各厂招工时要“留意”下列人员，其动机不是善意，目的就是要制止工人求职就业的权利。该《通知》还提到39名工人集体罢工、索取巨额赔偿等，而实际上工人是通过正常的法律渠道来讨回自己应得的赔偿，这份与事实不相符合的《通知》，实际上是对工人进行诽谤和侮辱。因此，可以说该《通知》除了侵犯了工人的名誉权外，还侵犯了工人的劳动权。
　　“黑名单”事件曝光后，6月2日，清溪镇副镇长、工会主席王润成立即要求镇工会与镇劳动分局等一起协商处理该事件。6月3日，该镇立即组成了由清溪镇总工会、镇劳动分局、信访办、司法所和党政办参与的联合调查组，并于当日对此事件进行调处，指出了清溪台商协会的错误做法。
　　清溪台商协会承认了“黑名单”事件侵犯了工人的权益，并明确表态：一、协会向39名工人作出书面道歉；二、协会向各会员企业发出通知，取消2002年11月8日发出的关于39名工人名单的《通知》；三、协会表示今后不再犯此类错误。
　　截至发稿时为止，39名工人还在耐心等待东莞市人民法院、当地劳动仲裁部门就此前他们提出的申诉要求作出公正裁决，暂时还未对“黑名单”事件向有关法律部门提出申诉。当事人表示会为自己讨一个说法，省总工会法律工作室等部门表示会尽全力帮助39名工人争取合法权益。
　　台湾人，在上海叫台巴子，可恶之极！
　　在“世界工厂”深处：珠三角民工生存状况调查
　　　　编者按：今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民工荒”席卷了珠江三角洲。他们为什么离开？
　　　　20年间，飞速发展的珠三角，一直和中国农民改变“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密不可分。然而，正是这片“乐土”，遭到了农民工的背叛。
　　　　这次背叛，踢爆了“世界工厂”深处的秘密，也使“廉价劳动力是不是‘中国制造’的核心竞争力”，再度成为理论界争论的话题。
　　　　那个农民们曾经无限向往的“世界制造中心”，给他们这些劳动力开出的价码，十年没变。也正是这个价码，吸引了全球无数的资本和热钱。
　　　　农民工没有讨价还价的筹码，厂门口等待上工的人多着呢！强资本弱劳动力的格局下，出现了超时加班，拖欠工资，机器吃人……
　　　　无奈的农民工，走了一拨又一拨。厂房空了，机器闲了，老板的利润也成了泡影。带领企业招工，成了一些地方政府招商引资之外的又一项紧要政务。
　　　　开始，珠三角似乎不太愿意承认“民工荒”的存在。因为，在有些人看来，牛气十足的资本，才是经济发展的关键。
　　　　可这一次，农民工用他们的脚，逼迫资本和当地政府作出正面回答。
　　　　今年，“提高最低工资标准”问题，陆续摆上一些地方政府的桌面。本报记者对珠三角一个多月的调查发现，在这种畸形经济结构下的“世界工厂”，不但机器吃人，而且连一些地方政府也坐上了资本的板凳。
　　　　年终岁末，人们在盘点一系列中央政策给农民带来的好处时，目光也再次聚焦在农民工群体上。
　　　　“请您明确告诉我们，广东省到底缺多少外来工，100万还是200万？”电视台女记者有点打破沙锅问到底的架势。镜头前的王观玉显得颇为尴尬。
　　　　王观玉是广东省劳动就业服务中心主任。8月12日，该中心举行了一场有关珠三角外来工短缺的新闻发布会。这是今春以来，广东省官方首次就外来工短缺问题发表看法。
　　　　无限供给的廉价劳动力一直被认为是中国竞逐“世界工厂”的核心竞争力。但在中国加工制造业的心脏———珠三角竟然爆发了“民工荒”。
　　　　女记者的心情容易理解。一个多月以来，各路媒体齐聚珠三角报道外来工短缺，有的说至少缺工100万，有的说缺口达200万之巨。但也有一些地方的劳动部门否认当地出现了“民工荒”，认为目前短缺的只是技工，普通工并不缺乏。
　　　　7月底，广东省职业介绍中心派出4个调研小组，分赴短缺情况反映集中的东莞、深圳、佛山、中山、惠州、汕尾、清远、河源。结果显示，招工难现象自2003年起即有所显现。306家受调查的企业中有166家企业缺普通工，总计8．7万人。
　　　　该中心同时公布了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分析报告，用“从供求总体情况看，劳动力总量供不应求”为前一阶段的种种争论定了性。
　　　　王观玉对缺工原因的解释是：工资水平低且长期得不到提高、长时间加班、劳动条件恶劣、生活质量不高、合法权益无法得到有效保障等，导致很多企业无法留住老员工，招不到新工人。
　　　　调查显示，绝大部分企业劳工平均月工资在600元以下，92％以上的受调查企业存在不同程度的加班，其中近7成企业每周加班超过10小时，个别企业每周加班多达28小时。
　　　　王观玉告诉在座的广东媒体记者，济南、长沙等内地城市月平均工资也在500元至600元之间。长三角的月平均工资更是高出珠三角50元至150元。言下之意，计入抛家舍业的成本，两相比较，没有外来工愿意千里迢迢跑到广东来。
　　　　新闻发布会第二天，王观玉带领30多家企业的人事部门负责人，从广州出发前往黑龙江招工。
　　　　1989年，未过正月十五，15岁的陈玉英和50多名重庆市忠县同乡姐妹在大石头码头挤上航船，开始了异乡打工之旅。
　　　　那一年，上千万“不安分”的农民，像小英们一样，离开世代耕种的土地，到发达地区的城市里谋生。各条铁路线骤然吃紧：广州火车站广场聚集农民工最多时达3万多人；郑州北上始发列车严重超载，以致车簧过度受压无法正点发车。
　　　　“当时，我们还不知道深圳是特区。”小英回忆。她们更不可能知道这里将成为中国竞逐“世界工厂”的起点。
　　　　与小英一样，香港人劳钊泉也是庞大淘金者队伍中的一员。不同的是，年轻的小英们仅仅背着铺盖卷，而劳钊泉们带着大把热钱和订单。1989年2月，劳钊泉在葵涌租下一栋厂房，取名致丽玩具厂。400多名女工全部招自四川（现为重庆）忠县和河南省，其中年龄最小的女孩仅14岁左右。
　　　　上班后的每一天，小英都感觉像在打仗。早晨7时起床，揉揉眼就得赶紧翻身下床，跑步去洗漱和上厕所。洗漱完毕，家里经济压力不太大的女工还可以跑到厂门口去吃一顿5毛钱的早餐，有些人则直接跑到厂房一楼去打卡上班。打卡时间必须抢在7时30分之前，否则会被罚款，这一天就算白干了。
　　　　小英的工作是用绣花针或电热胶给“小狗小兔”做鼻子眼睛，每做一个1毛钱，最多时每个月能领到300多元。
　　　　没人知道当年劳钊泉从女工们做的每一个玩具上能赚到多少钱。10多年后，拄着单拐的小英才知道，她们当年生产的是一种名为CHICOO的意大利名牌玩具，在香港的大商场里每个标价几十港币至数百港币不等。
　　　　10多年里，耐克、阿迪达斯、花花公子等等但凡能够想到的世界名牌衣服、鞋帽和玩具，经过上千万小英们的手贴牌、打包装箱。成集装箱标明“MADE IN CHINA”的货物，被源源不断地运往全球各地。
　　　　2004年9月9日，东莞市厚街镇慧艺鞋厂。傍晚6时，鞋厂院子里准时响起了节奏强劲的迪斯科音乐。
　　　　今年6月初，该厂600来名工人发现，与以往不同，他们上下班时总能听到一些或劲爆或舒缓的音乐了。除此之外，每周的加餐由两顿增加到了4顿，经理们每个月都会为当月过生日的工人举办一次祝福活动。
　　　　这是鞋厂企划总监廖大军费尽心思想出来的创意，旨在缓解工人们连续加班造成的紧张情绪。
　　　　下午4时左右，鞋厂三条流水线上空无一人。在宿舍楼里，廖大军指着那些正蒙头大睡的工人说，因为昨天加了通宵的班，交完货后工人们就提前下班休息了。他现在最担心的是，连续加班让不堪忍受的工人纷纷离开，工人流失又将导致工厂不得不要求余下的工人更多地加班。
　　　　眼下面临缺工窘境，工厂不得不对工人作出让步。
　　　　而在到东莞已近10年的廖大军的印象里，过去工厂从来不用为留住工人发愁。
　　　　“很简单，你不干，厂门口还有大把的人等着进厂”。那时候工厂不像现在这么多，订单充足，经常加班至夜里24时，有时甚至要连续通宵加班。很多女工干着活儿就打起了瞌睡，被绣花针扎伤或被电热胶烫伤手指是经常的事情。
　　　　在研究区域经济的丁力教授看来，加班是珠三角经济模式的一个伴生物。
　　　　刚从浙江调到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时，丁力教授碰到一个困惑。他发现，珠三角多数企业既无销售部又无投资部。“这些企业根本不能算是完整的企业，顶多只能称之为一个庞大的加工车间”。
　　　　时间一长，丁力总算弄明白了，他看到的“车间”就是所谓的“三来一补”企业。即利用香港的国际贸易中心地位，在香港接生产订单，到珠三角加工，赚取人工、原料、地租等成本差价的来料加工、来料装配、来样加工和补偿贸易等生产方式及销售方式的企业。
　　　　来自全球各地的订单往往直接下到以自由贸易闻名的香港，香港各大贸易公司转手将这些订单发至遍布珠三角的大小工厂或贸易同行。为及时交货，这些从香港接到订单的较大的贸易公司，一方面会将部分订单直接下到工厂，同时还会将部分订单再次转包给更小的贸易公司。
　　　　东莞市厚街镇一家贸易公司的业务员海伟说。从一个人到上百人的贸易公司，和同样数不清的从10多个人到数万人的各类工厂，构成了这个世界加工制造业中心最为奇特的景象。
　　　　对工厂老板而言，尽管订单价格经过层层转手剥皮，利润已很微薄，但他们仍然能够确保自己的收益。办法是尽量增加产量，同时压低工人工资。“只有工人加班才意味着老板有更多的钱可以赚。”海伟说。
　　　　与西方工人以罢工要求“减少加班”不同，珠三角工人们在停工怠工中经常喊出的口号却是“恢复加班”。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刘开明博士说，这是珠三角工人们作出的一种无奈选择。工人所得大部分源于加班，减少加班即意味着减少收入。“其实，如果基本工资足够高的话，没有工人愿意加超过两个小时的班”。
　　　　“你这件T恤的人工费绝对不超过两块5毛钱。”一见面，24岁的付文华就摆出一副老车缝工的架势，指着记者穿的上衣说。这件名牌T恤在北京商场里打完折后卖80元人民币。
　　　　付文华刚刚辞去一家制衣厂的工作。从2000年离开湖北老家到东莞市虎门镇滨沙村一家制衣厂打工至今，他已经换了20多家工厂。跳来跳去，一心想多挣点钱的付文华沮丧地发现，居然还是第一家工厂的工资稍高一点。
　　　　与珠三角年均20％多的GDP增速比起来，在东莞打了4年工的付文华几乎没有感觉到自己的工资有什么变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份报告显示，最近12年来，珠江三角洲外来工月平均工资仅增长了68元。
　　　　但十多年不变的低工资正是珠三角吸引外来投资的最大砝码。
　　　　以一件在珠三角加工的国际名牌衬衫Hugo Boss为例，在美国纽约最繁华的第五大道的零售价是120美元，其中各级经销商和品牌拥有者赚了108美元（占90％），接受订单生产的中国制造商只赚取了12美元（占10％）。而多数时候，中国的制造商们还在打价格战，只以9．6美元（8％）的报价争抢订单。最后中国制造商的利润率往往跌落到1％至2％。
　　　　除法定税收外，工厂还必须向当地政府上缴贸易补偿费。以深圳宝安区公明镇为例，该镇每年1．8亿元的财政收入中，“三来一补”企业上缴的贸易补偿费就贡献了2500万元。资料显示，在珠三角发展初期，很多地方这笔收入占到当地经济总收入的90％以上。
　　　　珠三角很多地方都与深圳一样，外来工已数倍于当地户籍人口。“没有外来工，就没有今天的深圳，也没有今天的珠三角。”刘开明对这句话的解读是，除了政策和外来投资因素，来自中国的上千万廉价剩余劳动力，以极高的劳动生产率与极低的劳动所得，为珠三角创造了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必需的原始资本积累。
　　　　然而这个事实，被大多数人忽略了。
　　　　今年7月，丁力教授领衔的课题组做了一份“2002年广东省地区综合竞争力评估报告”。人均GDP一直是评估地区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指标，但以往均以户籍人口作为基数。这次丁力把户籍人口这个基数扩大至常住人口（含流动人口）这个总数。
　　　　令人吃惊的是，按照新的测算办法，人均GDP一直排名广东省第一的东莞市突然掉到了第九位。“这个结果从侧面反映了外来工为珠三角所作的贡献。”丁力说。
　　　　为调高最低工资，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工资处处长黄林琰发了火。
　　　　8月份，黄林琰到东莞市征求调高最低工资标准的意见。该市劳动局同意调高，但认为调整幅度不能太大，最好不要超过每月480元。东莞当时执行的最低工资标准为每月450元。
　　　　“但到了市政府，一位分管副市长连一分钱的调整都不同意。”理由是，调高最低工资水平会赶走外来投资者。在珠三角，一个公开的秘密是，为节省人工成本，绝大多数工厂都按照最低工资水平线来确定工人的底薪。
　　　　在东莞一家台资厂调研时，黄林琰发了第二通火。
　　　　这家工厂给工人开出的底薪为东莞最低工资水平每月450元。但该厂规定，其中280元为工人的基本工资。
　　　　“这看起来没什么，但因为涉及加班工资的计算，大有讲究。”黄林琰算了一笔账，按280元的基本工资，工人平常加班计算加班工资的基数就是每小时1．61元。平常、周末和节假日的每小时加班工资分别是这个基数的1．5倍、2倍和3倍。“实际上，加班工资的基数应该按450元的最低工资水平来计算，为每小时2．69元”。
　　　　中山大学黄巧燕教授指出，按照国际惯例，最低工资标准应为上年度社会平均工资的40％至60％，我国劳动部门也已出台了这样的规定。但目前珠三角城市这一比例却只能达到20％至30％。
　　　　拥有7000多名常住人口的葵涌镇，像一片叶子斜挂在深圳东部。1993年11月19日，一条发自葵涌的消息震惊了全世界。当天下午，致丽玩具厂发生特大火灾，87名打工妹罹难，53名打工妹被烧伤。从遇难人数看，这是仅次于泰国开达玩具厂的亚洲第二大火灾。
　　　　小英侥幸活了下来，却从此永远失去了左小腿。
　　　　拔山镇是忠县在致丽厂打工人数最多的一个乡镇。后来证实，有27名拔山青年在大火中被烧死，5人被烧伤。当时镇上只有一家可以和外界联络的小邮局。噩耗传来，原本冷冷清清的小邮局突然挤满了发电报、打电话的拔山人。那段日子，拔山大街上，经常可以听到失去儿女的老人的哀号……
　　　　当年，消防人员到致丽厂检查，指出了13条火险隐患并要求限期整改。但身在香港的劳钊泉随即电话指示黄国光，送3000港币给消防检查人员摆平此事。“三来一补”企业几乎都是如此，老板一般委托港台经理负责生产经营；而中方委派的厂长由于在地方人缘活络，主要负责劳动、消防、环保等政府部门的审批手续。
　　　　特大火灾惊动了全国总工会。一个由全总书记处书记李永安带队的检查组急赴深圳，参与事故查处。全总的调查报告将“镇政府督促整改不力”、“片面强调投资环境，不顾工人生命安全，过分迁就外商”列为大火造成惨重人员伤亡的重要原因。
　　　　调查组还吃惊地发现，尽管致丽厂组建了工会，也挂了牌，但从未开展过任何活动，更不要说替工人维权。这个“空壳工会”的主席正是黄国光。
　　　　1994年12月15日，龙岗区人民法院静悄悄地对此案进行了“公开审理”。黄国光、劳钊泉、港方经理梁建国、电工刘光万等都被判处有期徒刑。但镇长曾伟东并未被追究法律责任，后来还升了职。
　　　　“事实上，镇里和老板合资办企业，村里收企业的厂房租金，镇里收取厂里上缴的工缴费，当地政府如何能保护工人的权益？”时任全总外商投资工作办公室副主任的田玉琨一针见血地指出，他当时是调查组成员之一。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到地方检查时，他和同事们发现，就连以维护工人权益为己任的各地总工会都被分派了招商引资的任务。
　　　　1991年5月30日，东莞市石排镇兴业制衣厂曾发生一起特大火灾，起因与致丽大火如出一辙，72名工人丧生。兴业大火后，全总带队的安全检查团，就曾首度向广东省、深圳市政府和有关部门发出警告：
　　　　“投资者急功近利，为获取利润不顾职工安全健康；地方政府，尤其是乡镇管理区和村，片面强调改善投资环境和吸引外资，对安全生产、劳动保护工作不敢依法提出要求。”
　　　　遗憾的是，这次警告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5年后，有两位记者通过艰苦调查，揭开了珠三角令人震惊的工伤和职业病状况。
　　　　1999年1月15日，一篇题为《深圳屡屡发生工人被打死累死的恶性事件》的内参发至全国总工会及相关部委领导的手中。内参披露：1998年5月至年底，深圳先后有5名外来工被打死或累死。
　　　　“工伤律师”周立太给两位记者提供了这样一组数据：1998年仅深圳宝安、龙岗两个区，就发生工伤事故1．5万多起，其中工伤的工人有90％以上失去了手臂。
　　　　为了印证律师的数据，两位记者对深圳市7个医院的法医室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艰苦调查。他们得到的结果是：7个法医室1998年鉴定的工伤（仅外伤）为12189例，其中90％以上都是断指、断掌或断臂。在深圳，平均每天有31人工伤致残，每4天就有1个人因工伤死亡。
　　　　“实际人数比上述统计数目要高。因为有些伤残者与老板私了，根本未作工伤鉴定。”法医的判断是，私了的比例大概在20％左右。这些人在拿到两三万元的赔偿金后被无情地赶出了珠三角。
　　　　随后，又一篇题为《深圳外来工生存状况恶劣，每年有一万只手臂被机器吞噬》的内参发回北京。调查发现，工伤事故多发生在台资、港资等“三来一补”企业及个体私营企业。原因包括：机器设备陈旧落后；没有或不落实安全防范措施；强令工人加班加点，超负荷工作；工人营养不良，健康状况不好；工人缺少岗前培训。
　　　　政府监管不力，是造成大量工伤的一个深层原因。一位劳动官员告诉内参作者：有的乡镇和村甚至提出口号“不惜任何代价为外商外企创造投资软环境”。哪还能“没事找事”去管人家呢？
　　　　从佛山市出发，经过以小家电制造闻名的北蟯镇，十几分钟车程就到了伦教镇，这里以机械制造闻名。在一片厂房林立的工业区里，占地30多亩的顺德和平手外科医院鹤立鸡群。一年前，这家医院的前身———三州医院手外科还挤在一幢破旧的三层小楼里。如今，两幢高楼拔地而起。
　　　　这样一家小镇里的专科医院，在珠三角却大名鼎鼎。在断指再植方面，其治疗水平近乎国内一流。
　　　　“在珠三角，像和平手外科这样的医院还有很多。”番禺“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干事程恒涛说。受人力所限，程恒涛和他的同事只能对54家有手外科的医院定点探访。而这个数字，只是珠三角设有手外科的医院数目的一半左右。
　　　　他们今年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珠三角每年发生断指事故个案至少有3万宗，被机器切断的手指头超过4万截。造成大量工伤的原因，几乎与两位记者5年前的调查结论没有差别。
　　　　现居重庆的周立太算得上珠三角第一代劳工律师。从1996年5月1日开始至今，他总共代理劳工维权案件4698起，其中近1000件涉及工伤赔偿。他作了一个统计，从工伤性质确定，到提起仲裁，最后进入诉讼，平均需耗时近3年时间。
　　　　“这极大地增加了外来工的维权成本。”周立太认为，高昂的诉讼成本导致外来工不愿意通过合法途径维护自身权益。而很多老板则故意通过走司法程序来消耗外来工，逼迫他们私了。
　　　　专事劳资官司的律师宦军精心选择了东莞市长安镇作为大本营。这里北可辐射广州，南可以到深圳，周边都是珠三角最繁荣的地区。当年周立太等第一代劳工律师主要驻扎在深圳，而今，更多的律师选择东莞。深圳一位从事劳动仲裁的官员跟东莞的同行开玩笑，当年这帮律师搞得深圳鸡犬不宁，如今该你们东莞头疼了。
　　　　“当最起码的要求都得不到满足时，工人们只能选择反抗。”刘开明的一份研究资料显示，1999年，仅发生在深圳的大规模罢工就至少在100起以上。
　　　　曾获“中国十大杰出律师”称号的高智晟惊讶地发现，一些工人进厂已经两年，资方从未告知其应当签订劳动合同。虽再三解释，一位工人仍未弄懂工会是个什么组织。
　　　　高智晟认为，恶劣的劳资关系现状，劳资矛盾沟通渠道不畅，以及司法保障对劳动者权益保护的功能性缺位等，才是引发一系列事件的关键所在。
　　　　没有人能准确统计出，每年发生在珠三角的大小罢工事件到底有多少起。广东省总工会提供的数据是每年一万多起，另一说则是每年两万多起。统计显示，今年1至7月份，广东省劳动部门处理过的群体性突发事件达540宗，涉及人数5．73万人。比上年同期分别增加了15．4％和17．7％。“今年很有可能会突破1000宗。”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一位官员忧虑地说。
　　　　国内第一个劳工NGO（非政府组织）诞生于1998年。那一年，被称之为“廖晓峰年”。
　　　　廖晓峰，四川阆中人，1993年到广州番禺打工。有一次，一个老乡手指头被锯断，他查阅法律书籍帮助讨回了6000元赔偿金。又一次，他一纸诉状把一个拒绝赔付的老板告上法庭，帮一位工友讨回了10800元工伤赔偿。
　　　　两次偶然的机遇，促使廖晓峰走上了帮助外来工维权之路。1998年8月1日，廖晓峰在广州番禺成立“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打算在为打工者提供法律服务的同时进行普法宣传。当他兴冲冲地去办理营业执照时，工商部门却因廖晓峰未取得律师证，只批准“代理文书处理”，强调“不含法律咨询”。
　　　　“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从事劳工维权，多少有一些名不正言不顺。更难的是，求援的打工者纷至沓来。要为他们讨回公道，廖晓峰必须先垫付差旅费，有时还要为他们提供食宿。生存问题给他带来极大的压力。
　　　　廖晓峰曾致信团中央领导求助：“目前，我所面临的困难，在工作上、经济上让我无所适从，惟一不倒的是我的信念。我现在该怎么办？”
　　　　不久之后，《羊城晚报》披露了一则对廖晓峰不利的消息———一位打工者投诉他收费过高。舆论一时哗然，英雄的光辉形象蒙上了一层阴影。
　　　　廖晓峰悄然出走了。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尽管昙花一现不到半年时间，但廖晓峰和他的“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成为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符号”———劳工自救的开始。
　　　　2002年以后，珠三角专门为外来工维权的NGO已达10多个，他们主要致力于为珠三角数千万民工处理欠薪、工伤等劳资纠纷。
　　　　2004年10月10日，星期日。深圳宝安区一家玩具厂的大餐厅里，500多名工人围坐在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刘开明博士的周围。按照事先与工厂老板的约定，他为工人讲授他们拥有的法律权利以及如何与老板沟通。
　　　　此前不久，刘开明刚刚给这家工厂的老板及管理层上过课。内容主要有“华南地区的劳资关系”等四部分，其中包括“理解工人的声音”。
　　　　在外人看来，刘开明的这项工作似乎很荒谬———怎么可能告诉狼要善待小羊呢？老板又怎么会允许一个民间劳工组织来告诉他的工人，怎样和他讨价还价？但刘开明将“荒谬”变成了现实。从2001年至今，他所在的机构已经为珠三角20多家工厂做过培训，有上万名工人参加。
　　　　“一方面，我们选择的都是劳资矛盾比较突出的工厂，老板经常为工人罢工等问题头疼。另一方面，这些工厂大都为跨国公司生产产品，而这些跨国公司对工厂有社会责任方面的严格要求。”这正是刘开明可借助的两种力量。
　　　　7年前，到深圳淘金的文学博士刘开明亲眼目睹了“深圳速度”创造的一个个奇迹。但耀眼的霓虹灯后面，外来工却不得不忍受超低工资、超常加班和频发的工伤、职业病。
　　　　“也许，与为单个外来工维权相比，帮助工人建立一个表达自己利益的平台更有意义。因为，对等地与老板沟通更有可能帮助劳资双方达到双赢。”刘开明说。
　　　　作为尝试，刘开明正帮助宝安区这家玩具厂建立一个工人委员会。10月25日，玩具厂500多名工人从50名候选人中，选举出了26位工人代表组成工人委员会。此前，全体候选人接受了长达半年的培训，包括如何演讲和怎样做好工人代表。
　　　　刘开明强调，这个委员会不是“独立工会”，而是公司法规定的“工人委员会”，是工厂管理架构中的一部分。
　　　　“许多工会尚且形同虚设，工人委员会就能起到作用？”有人质疑。
　　　　就在刘开明和他的团队进驻工厂两周后的一天，工人们打卡后没有按要求去车间，而是汇聚到了车间前面的空地上。工厂老板与刘开明一同赶到现场。这位刚听刘开明讲完课的老板没有像以往那样对工人发火，而是心平气和地问：为什么？
　　　　刘开明动员工人选出几个代表，把他们的要求写下来，到办公室与老板商谈。原来，工厂最近取消了周六加班，导致工人们收入减少。同时，食堂的伙食也越来越差。
　　　　老板当场答复工人代表，伙食问题马上解决，保证恢复原来的水平。但加班问题是由于订单减少的缘故，估计下个月才能恢复正常，希望工人能谅解。
　　　　“只要劳资双方沟通顺畅，许多冲突是完全能够避免的。”刘开明告诉记者，这场罢工事件的解决，前后不到两个小时。
　　黑心的东莞老板；黑心的资本家！我操你妈！！
　　缺工的原因只有一个-----剥削的太多！
　　你一个月开1500元以上工资试试看缺不缺工！
　　那么，看病呢？？？？买房呢？？？子女上学费呢？？？？自己学习再教育费用呢？？？
　　主要的原因（不是根本的）是 东莞的行政机关不作为造成的！
　　台湾人的企业内地也有，为什么没有这么黑？
　　东莞本地人把持的行政机关的作用就是帮助所谓的投资者镇压工人，然后共享富贵
　　我见过的劳动局作的‘员工满意企业’调查表，里面的问题有这样:
　　是否受到管理人员的打骂，是否按时拿到工资，是否购买保险....
　　当时大家都说是初中生出的题目（无聊的全封闭性提问）
　　我所在的公司相当规范，在这样的调查下理所当然评上了员工满意企业，而我们自己进行的满意度调查还不足40%
　　至于上面说的流动率在15%也是扯谈，人才市场的调查我知道，数据很不真实，在与同行的交流中（大都是东莞最好的企业，员工月工资在1100以上的企业），流动率全部都在25%以上，那些小企业的流动率可想而知了
　　号召大家不要去东莞，都去江浙吧
　　　　号召大家不要去东莞，都去江浙吧
　　支持，广东的流动人口占中国的1/3，希望江浙能帮分担！
　　怎么没看见傻狗创业和密码是你记的的两位大哥的,心情流露呀.强烈呼吁两位大哥看看这个帖.
　　看看出事的煤窑就知道了...一步一步来的
　　TMD当地的政府都是吃资本家软饭的？
　　他们自己有分红，所以说这对于他们来说，他们和那些企业是休戚相关的，绑在一起的两只蚂蚱。
　　闽南又何尝不是这样呢？我不明白为什么同样是在中国，我走在闽南的城市大街上有做贼的感觉？户籍制度害死了一代中国人，我们的父辈。
　　 我来自赣南，我们那边打工的主要是集中在闽南一带。我有许多亲人在那边打工，我自己也去过。闽南那边主要都是些加工厂，鞋厂彩绘厂是最多的。一般上班都是12个小时以上。工资大约800左右。累点也就算了，可是不能容忍的是被当地的所谓人民警察侮辱鄙视殴打。操！我曾经发誓--在外地看见闽南警察，我一定要叫人干了他。当然这是一时激动。
　　 工厂应该说是监狱。娱乐是不可能的。通宵每个月是要加10来天的。平常没到晚上12点是不能下班的，请假是不可能的。我现在恨死了那边。
　　 没离开家乡不知道什么是家乡。现在才知道，家乡就是可以不需要暂住的地方。
　　另外东莞是倒不掉D，除非CHINA倒掉，东莞今年经济至少增长20.1%
　　， 是CHINA的2倍还多！你们两位垃圾失望了，回家哭去吧
　　东莞倒掉是迟早的事，它的基础设施、环境、治安等等简直就是一农村，连门牌号都没有，一个厂自成体系，人几乎可以不和外界来往，报摊都没几个，信息、人员、技术等社会要素在中低层很难流通，把台湾厂除掉，东莞这个壳里还剩些什么？本地人才呢？本土企业能？一无所有
　　　　另外东莞是倒不掉D，除非CHINA倒掉，东莞今年经济至少增长20.1%
　　　　， 是CHINA的2倍还多！你们两位垃圾失望了，回家哭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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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进工厂还不如回家去种田，尤其是在东莞，
　　这些企业招的不是工人，是奴隶。试问有谁想做奴隶，有谁肯把生命和自由断送在别人手中。
　　中国的无产阶级团结起来!!!反抗那些丧失人性的奴隶主!!
　　中国很多工厂真的是不可想象的差，比包身工中的描述有过之而无不及！！
　　不是東莞讓我啞口無言，而是這種社會，讓我無話可說，可悲.......可悲.....
　　靠，像四大这种地方还不是一样的苦力，只是因为钱多才有人去啊，这些厂如果月薪想四大一样开到5000另加加班费，如果还短缺我去裸体绕四环跑一圈！！！广东仔一边黑着心剥削农民兄弟，一边苦苦闹闹“缺工啦”博同情，当全世界人sb啊！只要有一点头脑的就知道供求关系不对称后该怎么做啦
　　好呀，这回可以让国营企业和民迎企业在一个起跑线上竞争了，拿工资的可以谁给钱多给谁干。
　　这跟台资企业根本没关系，长江三角洲台资企业也不少，没见这么过分的！关键是广东人素质低，社会风气就这样子，当地政府管理也不力，有法不尊有令不行，别人来投诉也不理不问，久而久之也就变得这样了！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其实广东本地人还是很不错的....
　　我来东莞半年多了,感觉广东本地人真的不错,到是很多其他地方来的人是有点不太道德...hehe
　　昨天,走在公司大门口,同事刚接一电话,我还没来的及提醒,就被一摩托抢走...这种工作环境,谁敢来啊
　　丫个抽你个大嘴巴。你TMD不是CHINA的，拿东莞和CHINA比较，你要搞分裂呀。你TMD有本事，就和东莞的黑心台商干上呀，那我叫你一声爷，TMD在这叫。是不是狗呀。忘了，你就是一条狗，还是傻狗。
　　你TMD有本事,就别提哪是北京哪是上海,所有农村城市全部称为中国,东莞的台商黑,北京上海的不黑?你他妈的眼睛没长眼睛吧?
　　老子如果是条狗,你就是老子生下来的小狗,俗称内地狗!!
　　在这里喊着东莞倒的，都TMD是条狗,想分裂祖国的狗!!!
　　有本事向拉登一样用飞机撞倒它啊? 没本事你们那些YY的在论坛里
　　喊什么啊? 再喊得多我也只是把你当条台独狗来看待!
　　东莞人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令你们很眼红是吧? 问问你们的政府,想不想台湾的商人到你们那里投资再说吧,抢外资抢到打架!
　　是啊,广东人的素质差,可在广东的妓女,都是你那里的人,问问你们有没有亲人在做这行.
　　东莞每百户家庭有32辆私家车 位居全中国之首
　　2004-10-01 15:07:42　中国新闻网
　　　　南方网讯 在今日（10月1日）开幕的二00四年东莞汽车博览会上，前来参展的汽车制造商和采购商对东莞居民的这一生活消费指标，啧啧称叹。
　　　　据悉，今年上半年东莞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一万一千六百五十八元人民币，同比增长百分之十六点一，居广东省第一位。高收入直接带动了东莞汽车等大宗消费品的销售快速增长。今年一至六月，东莞家庭共有三万四千一百八十六辆新车入户，增速超过购车时尚的香港。在本届车展会上，世界名车劳斯莱斯、奔驰、宝马等以最新款设计闪亮登场，中国国内三十多个品牌车以中档价格推出系列产品，都成为吸引东莞富豪和普通家庭消费的热点。
　　　　业内人士认为，本届车展反映出居民对购车的要求愈来愈高，中档偏高的品牌车将会旺销。据预测，首次亮相的凯迪拉克CTS、SRX系列，豪华版的国内出厂名牌车，都将成为玩车一族追逐的目标。在今天首场的车展会上，即有二十辆价格在五十万元至六十万元左右的名车，被东莞人订购。
　　深圳人口密度已超过上海广州 实际人口近1000万
　　前天（23日），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局局长陈彪走进深圳电台《民心桥》热线节目，通过电波与市民共话城市发展方面的问题。陈彪透露，目前该局正在做人口管理方面的研究，如对在深工作多年的非户籍人口，或在深有合法投资且投资纳税达到一定数额、社保较完善的非户籍人口，可在人口年度增长允许的范围内，优先考虑核准纳入户籍人口。
　　直播节目从上午11点开始。第一个打进电话的王先生就深圳规划人口与实际人口不符、政府如何做好基础设施的规划等提问。陈彪说，根据统计公布的人口数据，去年深圳全市统计人口是597万，包括165万的户籍人口和400多万的暂住人口。同时，全市暂住人口还有一部分是暂住一年以下的，这部分人口达400多万。综合起来，深圳实际人口将近1000万。他表示，根据整个经济水平的不同，人口流动性也有很大差异。因此，部分人口没有统计在常住人口中。目前，深圳是按实际人口开展各项工作和协调安排。但因有400多万的暂住人口，深圳在粮食储备、消费品供应及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都充分考虑到了。
　　就主持人提出的关于深圳人口政策制订的问题，陈彪表示，该局将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提出新的政策和建议，并提交市政府。他指出，深圳2000多平方公里容纳着1000万人口，人口密度过大，比上海还高30％，比广州高一倍，这对城市发展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因此，需要通过调整产业结构，使高素质人口流向深圳，有效控制人口大规模的增长，同时要进一步提高人口的素质.对人口增长带来的子女受教育的问题，陈彪认为这是大中城市普遍存在的问题。他表示，深圳高度重视外来工子女受教育问题，从2002年至今，市一级财政投入近20亿进行中小学的建设，龙岗、宝安两区也投入20亿元对中小学进行改造和建设。目前，全市中小学、幼儿园有1300多所，在校生规模非常大，而非户籍人口的就读子女占在校生规模的62％。目前，市政府正积极创造条件，全力解决深圳市人口的子女教育问题。
　　深圳的工资还有竞争力吗？民工：哪里好就到哪去
　　农历正月十六早晨，雾气中的鹏城像洗过桑拿，浑身上下湿漉漉一片。
　　此时的深圳火车站迎来了元宵节后又一个民工回流高峰期。南下打工，还是北上求职？留在珠三角，还是选择长三角？那些从深圳火车出站口涌出的背着大包小包的男女们，用他们的双脚为深圳投了一票。而那疲惫不堪的眼神里，折射出的仍是迷茫与期盼。
　　劳资博弈时代，深圳的工资会涨吗？
　　从目前的情况看，个别行业由于供不应求而出现加薪趋势。比如家政业，年前曾报出12万人的缺口，而春节期间，由于很多保姆回家过年，确实出现了“保姆荒”。据了解，节后这段时间保姆工资普遍增幅为100元，起价由原来的500元升到600元，而熟练一点的老工的工资则可达到700至800元。
　　根据广东省统计局2004年底对珠三角9个地级市用工人数超过50人以上的3.3万家企业的抽样调查，有近四成企业表示会考虑在今年给员工增加工资，其中有74.8％的企业表示增幅在5％以内。
　　龙岗区劳动局劳动就业服务中心牟主任持更为乐观的态度，他认为在龙岗，有意向加薪的企业远远不止四成。“这是一种趋势，不加薪，就招不到工了。”至于加薪的幅度，各个企业的情况不一样，因此也会有所不同。
　　“工资是该涨了，打工真的不容易。”说这话的工人们已是满脸沧桑。目前深圳民工的工资在全国并不占优势，最低工资关内为610元／月，关外为480元／月，而其他城市有不少已经超过这个数字，比如浙江昆山最低工资标准为620元。在深圳一个手袋厂，一个普通工人的工资一般每月为四五百元，技工也就1000元左右；而在东莞，技工却能拿到1500元。而深圳的消费水平又居全国前列，即使是普通民工，生活成本也是逐年增加。
　　“哪里工资高，就到哪里去。”
　　但这次涨工资真的能如他们所愿吗？
　　最近传得沸沸扬扬的涨工资话题缘起“民工荒”。据记者节后几天在深圳火车站的调查，从节后民工回流的情况来看，今年返深民工数量与往年相比有所减少，这显示广东取消“六不准”政策的举动并未推动民工回流大量增加。究其原因，除了民工理性看待节后招工，并不急于赶在这一时期蜂拥南下。而另外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现在民工找工的去向已经呈现多元选择，尤其是长三角分流了部分民工。
　　民工回潮减少，有没有影响到工厂开工？如果缺工，缺口有多大？广东省的统计调查表明，2005年全省民工短缺数量预计超过100万，并且有上升趋势。据深圳市劳动部门统计，节后深圳缺工约10万，集中于特区外的宝安、龙岗两区。龙岗区劳动局一负责人告诉记者，春节后一两个月一般为招工淡季，不少企业工厂大多都把心思花在争取订单上面，按照惯例，一般都是等到3月份才正式开工，因此具体说缺多少工人，现在还无法作出准确统计。
　　而根据一位刚从江浙考察回来的专家的调查，形势似乎不容乐观。从总体上说，各地民工都比较紧缺，长三角也不例外。很多企业寄希望于节后，可是实际却不比想象中的容易。在这样的情况下，涨工资，对于解决招工难题，似乎已经势在必行。
　　即使如以上的统计所显示，有四成甚至更多的企业有意向提高工资待遇，也仍说明有很大比例的企业并不想加薪，或者暂时未有加薪打算。“这不是小问题，本来就是薄利多销，人力成本一上去，生意就更不好做了。”一位生产玩具的厂家坦白地说。
　　但是招不到工却是不得不面对的事实。触目可及的招聘广告，歪歪扭扭地贴在厂房外，三五成群走过的民工也只是轻轻一瞥，并未对诸如“急招”“诚聘”之类的字眼表现出多大兴趣。为了解决燃眉之急，很多厂家都不得不以工资扣押作为留住工人的手段，有些企业扣工人两个月甚至三个月的工资。
　　而同样值得关注的，就是深圳最低工资有望调整。按照《工资支付条例》，深圳将于每年的7月1日调整一次最低工资。深圳市劳动部门将于近期举行调高最低工资听证会，今年最低工资有望得到调高。至于增幅多少，目前还未有明确数字。无论如何，此举透露出的信息同样耐人寻味，在不完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正是政府有关部门积极发挥宏观调控作用的反映。
　　1、深圳最低工资关内610元／月，关外480元／月，浙江昆山最低工资为620元／月，而深圳是国内消费水平最高的城市之一。
　　2、最低工资标准常常被企业当成最高工资。
　　3、企业扣押工人工资现象严重，民工说老板不欠薪就谢天谢地。
　　4、市劳动部门统计，节后本市缺工约10万人。
　　5、因为工资低出现“保姆荒”，家政业面临全行业危机。
　　这两年来深圳的人少了，老乡都往江浙跑了，那里工资高。
　　江浙一带不但工资高，而且加班少，不像这里这么辛苦。年后很多同事都没回来，很多朋友都去了江浙。听说深圳也要涨工资了，希望是真的。
　　物价上涨工资原地踏步--深圳外来工薪酬现状调查
　　“打工很苦，工资早就该涨了。”对打工者来说，工资仍是选择流向的主要因素。哪里的工资高，就到哪里打工去，这是民工最直接也是最朴素的打工动力。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首个经济特区，无数内地打工者慕名南下打工，深圳也成为无数打工者心中的“淘金富矿”。以前一个月四五百元的工资拿在手上，或许还能感到心满意足，但是现在情况完全不是这样。物价上涨，消费提高，而工资却还是维持原有的水平。都说水涨船高，水涨了，船却不见高。这样的情况让打工者们感到不解和迷茫。
　　而与此同时，扬帆而起的长三角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眼球。曾经在深圳打工而现在辗转到苏州的小武说，其实并不愿意离开深圳，因为毕竟在这里生活了四五年，对这座城市已经多多少少有了感情，可是看着江浙那边有更好的赚钱机会，有什么理由不去呢？而且，从治安、工资拖欠情况来看，江浙的市场秩序似乎更好一些。所以，尽管对深圳仍有旧情，但现实还是让他离深北上。“我们打工的是最现实的，哪里钱多，就到哪里去。”
　　“和在其它城市打工的老乡相比，我都觉得自己的劳动力太廉价了！”从江西来的小郑无奈地说。本来想在春节后到浙江去找份工作，可是老板却扣了他整整两个多月的工资，1200多元，舍不得呀，还是回来了。不过他也有所打算，一边做着，一边托熟人看看有没好的工作，随时准备跳槽。
　　一方面是生活成本的提高，另一方面工资水平却没有跟上，这导致了返深民工数量的减少。仅凭现有的工资水准无法对内地的民工构成吸引力，于是工厂缺工，无法正常开工就成了让各企业工厂老板头疼的问题，特别是电子、玩具、手袋等这些劳动力密集型而且淡旺季明显的行业，让老工人回老家介绍新工人的办法也越来越不奏效。
　　深圳市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刘开明博士一针见血地指出：“480元被一些工厂错误解读为最高工资了。”原本是下限的最低工资，在实际操作中却往往成了唯一标准。
　　随处可见的招聘广告让人眼花缭乱，而实际上这些花花绿绿、大大小小、甚至写着各种优厚待遇的广告已经吸引不了民工们的眼球。“一年四季都贴，不新鲜了。”也有民工总结出了这样的经验：招工的次数越勤，越不敢前去应聘。理由很简单，这说明这些厂人员的流动性大，如果不是经营管理不善，谁会愿意走呢？在他们看来，大的正规的企业反而不会经常出现缺工现象，这些企业工资待遇好，管理有序，一般也不会出现拖欠、克扣工资的情况，对民工有很强的吸引力，可是，这样的企业却又很难进去。
　　小戴是浙江台州一家电子厂的普通工人，一方面为了躲避人流高峰，一方面也是为了省下路费等各种开支，春节他没有回家过年，而是留在了厂里。“老板和我们一起吃年夜饭，吃的和家里一样好；还有利市，拿双倍工资，在这里过年也挺好的。”他说如果深圳这边也能有这样的做法，恐怕就不会出现那么多缺工现象了。在江浙的某些工厂，因病请假或辞职的，老板仍会发还相应的工资，即使只有一个星期；而在深圳，老板不拖久你的工资就谢天谢地了。
　　2月26日中午12点，深圳首场面向外来工“城市基本常识及劳动保障法律法规免费培训”的活动在市劳动就业大厦举行。整个大厅座无虚席，连过道都站满了不少风尘仆仆的外来工。市职业技能训练中心吴志清主任用他的亲身经历讲述了求职者应当具备的素质，他向劳务工们传授了三条经验：一是求职者应当有良好的心态，二是要有一技之长，三是要有克服困难的决心和思想准备。
　　本次免费培训的主要内容包括深圳概况、道路交通安全、劳动法律法规和劳动维护权等几个大方面，这种讲座培训将截止到3月25日；而3月8日到12日期间，劳保局将举办6场劳动保障的政策咨询活动，向外来工宣讲劳动保障政策，免费发放宣传材料，现场解答疑难问题。据悉，随着节后高峰期的到来，由劳动部门提供的有详细求职指引的《春风卡》已经在深圳火车站和各大汽车站分发。《春风卡》上包括了深圳市的公共职介机构和劳动保障部门推荐的“放心职介服务单位”名单、求职指南和举报电话等信息。
　　“尽管现在的劳务工在进城就业的时间上选择主动了，但春节后仍是劳务工进城的高峰期。我们开展‘春风行动’目的就是要给劳务工提供一个良好的就业软环境，让他们找工安心，做工放心。这次深圳首次针对外来工做一些免费培训工作，是一次双赢的尝试。”深圳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有关负责人说。
　　该负责人称，进入城市找工的大部分外来工没有经过任何基本常识和职业技能培训，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支付不起高昂的培训费用。对那些首次来深的民工来说，深圳只是一个陌生的现代城市。而通过培训、咨询等形式，让更多外来工对这个城市有更深入的了解，长远来看，既有助于城市的经济发展，也有助于社会的稳定。
　　在另外一些人士看来，深圳此举是针对去年珠三角地区的“民工荒”而采取一项旨在增强深圳对外来工的吸引力的积极措施。政府部门出手，改善用工环境，而加强外来工岗前培训体系的建设，给外来工一些免费的社会基本常识培训，则体现了现代城市的人性化管理。
　　去年底，深圳家政行业曾爆出保姆缺口12万的新闻，除了因春节临近，不少保姆回家过年造成暂时性的缺口外，一些业内人士指出，“保姆荒”问题非一时而发，而是长期以来保姆待遇太低而造成的供需失衡。记者从各家政公司了解到，保姆工资普遍提价100元左右，起价到了600元；而家政行业协会正在采取措施，力图引领本地家政业走出困境。
　　2月27日下午，记者在罗湖红岭中路一家家政公司门前遇到前来聘保姆的刘女士。她告诉记者，春节前后家里事情特别多，保姆却辞工回家了，之后很想再请一个，打电话到家政公司询问，对方让她等一等，说到元宵节后会有大批保姆补充。“公司今天叫我来选保姆时才告诉我，保姆工资涨了，即使是刚从农村来深圳的保姆，也从原来的500元涨到了600元。”
　　保姆涨价并非某一公司的个别行为。记者分别致电位于福田的爱心家政、宝安妇联家政服务部、佳居乐家政等七八家规模较大的公司询问，发现保姆工资均已提高，最低的是550元，大多数已开始执行600元的起价标准，而熟练一点的老工工资则提高到700至800元。
　　宝安妇联家政服务部的一位张姓工作人员说，做保姆、钟点工的大都是来自农村的中年妇女，现在农村的政策比较优惠，农产品价格上涨了，如果工资太低，农民就不会选择背井离乡。今年元宵节前后来深的保姆与往年相比减少了半数；另外，上海、北京的保姆工资起价已经到了七八百元，深圳周边城市也涨到了600元左右，保姆在进城时也有了更多的选择，涨价正是市场调节的结果。
　　据深圳市家庭服务行业协会会长陈基渝介绍，深圳共有400多家大小家政公司，其中有30万从业人员服务着本市50万个家庭，但由于保姆来源匮乏，整体上供不应求。该协会一位负责市场调查的徐姓工作人员称，去年底他们曾对全市328家家政公司进行普查，发现关内35％的家政公司在亏损，每月盈利能达到1000—5000元的只占有17％；基本持平的有39％。
　　在面临整个行业困境时，深圳的家庭服务行业协会为行业自救做了不少努力。该协会曾在1月23日召开首次行业大会，酝酿出台《家庭服务员公约》等三个行业公约，力图进一步规范家政市场，避免恶性竞争，加强行业自律。
　　“开年的涨价说明了大多数家政公司都达成了共识，在保姆资源严重缺乏的情况下还窝里斗，还不提高家政服务人员的待遇来吸引劳动力，最终结果是大家都玩不成。”同乐家政服务公司的许经理说，这次涨价都是一次自发行为，但与年前的那次行业大会的召开不无关系。
　　深圳市家庭服务行业协会副会长万梦萍表示，涨价并不是解决保姆荒的惟一手段，规范市场、建立服务公约并积极与内地建立保姆输出合作关系、建立培训机构等，才能更好地保护深圳家政市场。
　　两年前，刘兆宏在江西吉安老家可是响当当的风云人物，每次过年时从深圳回到老家，都会带回一批老乡来。刘兆宏在深圳打工六七年了，跟深圳一些工厂很熟，每年春节回家，都从老家带一些人来深圳打工，他介绍来的人，都能很顺利找到工作。刘兆宏也因此收取一定的劳务费，每人450元，包车旅费，也包找工作。
　　但这种情况在这一两年却发生了变化。年前在深圳的时候，很多合作多年的老“客户”都请他吃饭，甚至还送礼品，目的只有一个：请他从老家多带些人来，并许诺会给介绍费。
　　刘兆宏回到老家后贴了不少招工广告，来询问情况的人虽然不少，但当得知每个月只能拿到500－600元的工资后，没有几个人要跟着刘兆宏走。一直到正月初八，表示要跟他来深圳做工的人还不到20个，而且很多都是走亲访友时拉来的熟人，而往年都能拉到100人。很多老乡说，江浙一带普通工的工资能拿到八九百元，还不算加班费。刘兆宏与深圳这边的老板联系，告知这一情况，但没有得到涨工资的承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老乡往江浙那边跑。刘兆宏说，虽然今年没有招到什么人，没赚到什么钱，但很理解老乡们的做法，还是希望老乡们能找到条件好、工资高的工作做。
　　在深惠路旁边龙岗三联村工业区一条新修的水泥路上，记者遇到了四川来的小伍。小伍是一个玩具厂里的电工，每月工资1000元。“我过完年初八就回到厂里，但到现在很多同事都还没回来，可能也都不回深圳了，他们都说工资太低。”小伍说，“今年没回来的朋友几乎都去了江浙一带，不但工资高，而且加班也比较少，没这里辛苦，平时的工资只是扣押一个月，有的工厂甚至还会为工人买社会保险。”小伍说着这些，一直在不停地叹气。
　　小伍所在的工厂是由两栋5层楼围成的，工厂的大铁门锁着，只留着一个小门，门口传达室的墙上，贴一张大大的用红纸写的招聘启事，上面写着招聘车工30人、普工70人等，从那里走过的三五年轻男女，看见招聘启事也只是轻轻地瞟一眼，并没有停下来细看。小伍说，很多回来的老员工只是为了领回去年被扣押下来的工资，没打算再做下去。而新招的员工也都在观望，因为大家都觉得工资太低了。小伍说他其实并不喜欢换来换去，除了花费路费，还要适应新的环境。“听说深圳也要涨工资了，希望是真的。”
　　欧美老板→本地老板→香港老板→台湾老板→日本老板
　　对于打工的老乡来说，东莞真不是人呆的地方啊！
　　　　我有一个老乡小王，他和老婆在一家鞋厂打工，（还好我还是单身），在这家厂做工3年，老板考虑到一些员工会中途跳槽，工钱都是年终结的，每十天发100元做生活费，多数情况，年终结帐时，还要压一个月的工资，要你明年再来。
　　　　 这里话题说远了，还是就事论事，前不久小王的老婆得了子宫肌瘤，不能上班，而且不及时治疗也很危险，小王考虑到在打工的外地治疗回很贵，老婆手术后也没有人照顾，就想和厂里结帐回家去，厂里面既然不同意，他就说先从工资里拿些钱来治病，也没有同意，他无奈，跑到当地政府的劳动局，希望能解决问题，没有想到劳动局的了解情况后，非但没有为他解决问题，还拿出一本《劳动法》指给小王看，第31条上的规定很明确，“员工要在辞职前一个打辞职报告，”小王没有什么文化，也无可奈何，现在已经有20天了，他老婆还在带病上班，像一些企业真的完全不把打工的当人看。
　　　　 我还想说的是，当地劳动局的人还好意思拿《劳动法》来吓人，稍微有点思想的人都知道，不要说别的，根据常识，这样的规定也行不通的，一些做官就知道断章取义，欺负外来务工人员。他们还好意思拿《劳动法》出来，你说现在在一些私营企业里，有几家为员工提供了《劳动法》里应该享受的权益？
　　　　 每十天发100元做生活费，除了能勉强填饱肚子，还能有多的钱吗？《劳动法》有这样的规定吗？人都吃五谷杂粮，谁不会得点病，或出点什么意外，当这些事情出现时，能从累计的工钱里先提出一点，这样的要求不算高吧？难道那些所谓的企业家，真是惟利是图，毫无人性吗？
　　看来三十一条怎么不接着看32条？
　　第三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劳动者可以随时通知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
　　　　 （二）用人单位以暴力、威胁或者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强迫劳动的；
　　　　 （三）用人单位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支付劳动报酬或者提供劳动条件的。
　　第五十条 工资应当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给劳动者本人。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的工资。
　　有这两条可以随时走人并且要求老板付清工资。当然，也要看劳动部门是不是跟老板穿一条裤子。
　　东莞最低工资调整到574元，有屁用，给外面看的，没人管的，检查时企业说圆了就行了！
　　可是哪里又不是自己的家乡呀.....
　　要没了东莞和苏州,台湾拿什么买军火~
　　东莞难招工是个好想象,代表了一个时代的进步.
　　我是做建筑的,我们这里建筑力工去年的价钱是25/天包吃住
　　广东的外来人口,尤其东莞的,实在太多了,少点人来是件特大好事,一来说明内地发展了,二来东莞实在没有资源养那么多人.而且东莞由于人多而带来的治安问题也让我们受够了
　　春节后民工弃南北上 珠三角用工缺口至少200万
　　　　本报北京3月3日电 “从正月初六开始到现在，每天的到达旅客差不多都在29万以上，仅2月28日当天就有32.5万人在北京站、北京西站下车。”北京铁路分局人士告诉记者，自从北京通火车以来，北京铁路日到达旅客最多时才有27.8万人，为了满足旅客进京的需要，北京铁路部门已经加开了开往成都、武汉、合肥等地的临客50列，但还是不够用。“我们这里去北京的火车票，3月12日以前的基本已经售完，但还有很多人等着买北京方向的车票。”成都火车站售票人员说，成都铁路局已经向铁道部提出申请，要求在春运结束后延长临客开行时间。“旅客中很多都是来北京找工作的民工，他们约占到达旅客人数的40%以上。”北京西站党委副书记姚鸿仁说。记者3月1日下午在北京西站看到，出站口不断有大批客流涌出，由于很多人下车后并不知道该去哪儿，大都围坐在站前广场上。“可以肯定地说，今年进京务工的外来人员绝对远超过去年！”姚鸿仁说。
　　　　珠三角用工缺口至少200万
　　　　与北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向是民工外出打工首选的广东省，今年却普遍遭遇了“民工荒”：“尽管火车站上依旧人头攒动，但与往年同期相比，今年来粤民工的总体数量明显下降了。”广州铁路局新闻发言人程方石告诉记者。
　　　　“种种迹象表明，外来工流动已经出现明显变化，而且短期内不会逆转。”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老处长梁满光说。据他介绍，广东是全国招聘外来民工最大的省份，用工总量约占全国流动民工人口总量的1／3，但今年有许多企业都反映说，企业缺员后不易补足；过去愁订单，现在愁人手。
　　　　由于缺员，企业参加招聘会的次数明显增加。“2003年我平均每个月来招聘会3次，2004年每月差不多要来七八次，今年我可能要天天泡招聘会了。”东莞一家外资玩具厂的招聘经理李先生说，招聘成本的增加还不是主要的，关键是降低了对性别、年龄、文化等要求，仍然招不到足够的人。
　　　　今年广东取消了执行10年之久的春节招工禁令，希望以此来缓解广东的民工荒，但来自广东省劳动就业服务管理中心的消息显示，外来劳动力的流量并没有显著增加。据不完全统计，珠三角加工制造类企业的工人今年缺口高达200万人。
　　　　据长沙铁路总公司的统计显示，今年湖南的民工流向不再只集中于珠江三角洲地区，更多的人前往长江三角洲和北京地区寻找工作，“节后北京、上海方向的客流同比都增长了一成多，广东方面略有下降。”长沙铁路总公司人士说。
　　　　据了解，到北京的建筑工地上做工，包吃包住一个月800元。而在广东，从事制造业的最低工资每月只有600元。广东省总工会日前完成的一项调查显示，珠三角的民工在最近12年里，工资增幅只有68元，考虑到物价上涨因素，他们的实际收入呈下降趋势。
　　　　广州市劳动力市场服务中心人士承认，对于民工、特别是那些已经具有一定技能的熟练工人来说，珠三角明显不再具有吸引力，长三角、京津唐甚至部分西部地区的熟练工人工资水平已经超过广东。
　　　　“我们去年一起来的有三十多人，今年又多来了8个。现在北京对外来人员的限制条件少了，而且不像以前那样总担心被遣送回家了。”四川达州来京务工的小刘说，去年她们工资拿的早，不仅比去广东打工的人早回去了半个月，钱也不比她们少，有的人今年就跟着她们一起来北京了。
　　　　“还有一个好处是，我们这里有不少人都是夫妻、兄弟姐妹一起来的，男同志干装修，女的能干啥活就干啥，北京活也比较好找，相互之间能照应。”小刘说。
　　　　来自河南周口的小方是听同村人说今年北京工程多、需要的人多，给的钱也不少才出来打工的，“最重要的是，北京有政府管着包工头，不用担心拿不到钱，谁会看见现成的钱不想挣呢！哪儿更能挣钱我们肯定就去哪儿！”
　　　　小方告诉记者，今年他们一起来了一百多人，通过当地的劳务输出队很快找到了工作，现在他们全都在地铁四号线的一个工地上，干到年底能带回家7000多块钱，“这里还缺人呢，我们已经给家里打电话了，另一批人正在往北京赶，一两天就到。”
　　　　广东省统计局日前的一项抽样调查显示，尽管面对招工难的问题，过半珠三角企业仍无意给外来工加薪，只有近四成的受访企业表示会考虑今年给员工增加工资，但其中有74.8%的企业表示增资幅度只在5%以内。
　　　　据了解，珠三角地区企业技术水平普遍不高，多为来料加工型、劳动密集型企业，同业竞争十分激烈，只有压低工资才能有利可图。记者电话采访了广东中山、东莞有关几家企业的管理人员后发现，那里劳动密集型企业比较多，如多为制衣、制鞋、五金等行业，“民工荒”主要是指缺少收入低、重劳动力型的工人，而且主要集中在中小企业。广东省总工会的调查报告说：“劳动力无限供给下的低工资高竞争力”，正在使广东经济陷入一种恶性循环：由于劳动力太便宜，厂家不愿意投资更新技术、提高工人的素质；厂家不是靠提高生产力而是依赖劳动力的低廉来保持产品的低价格竞争力，因此工人工资很难有上调的空间，学界将这种情况称之为“低技术陷阱”。
　　　　“低技术陷阱”不仅仅出现在广东的制造企业，在民工如今大量流入的北京、上海地区同样存在，只不过以建筑工、装修工、餐厅服务员、保姆等形式出现。这些地区的企业竞争目前还不如广东充分，工资待遇也比广东高，但不久的将来很可能也会面临像广东一样的“民工荒”。“民工荒”率先在珠三角这个对劳动力依赖最深的区域浮现，对中国其他地区来说应该是个警示。
　　　　值得庆幸的是，相当一部分民工已经有意识地开始提高自己的技术、知识水平，特别是一些青年民工开始重新定位自己的价值。山东潍坊的小杨在北京某工地干了一年半工长，他告诉记者说想学个技术，并且已经报名参加了测量培训班，“如果从一个用手的变成一个用脑的，以后的就业路肯定能更好走一些，钱也能挣得更多一些。当个测量员可不是我最终的目的，我最大的愿望是能有一家属于自己的公司。”
　　一家企业忽然关门 附近20家企业闻风“抢”工人
　　位于龙岗区坪地街道办事处富地工业区的台资企业康贝斯实业(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贝斯公司)，老板和高层管理人员一夜之间失踪后，引起了龙岗区和坪地街道办事处两级政府多部门高度重视，接连两日来，政府多部门联合小组入驻企业现场办公，为员工们解决工资问题。
　　康贝斯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似乎给龙岗及深圳周边城市的一些企业带来了招工契机。昨日，近20家企业闻风而来，到康贝斯公司的员工生活区摆摊，进行现场招聘。然而，对于这些企业的举动，员工们并没表现出太大热情，大部分工人认为工资达不到要求，放弃了应聘。有员工说，现在农村的形势大有变化，“找不到福利待遇满意的工作，不如回老家种田。”
　　记者在康贝斯公司大门口看见，一张深圳台商协会的通知贴在墙上。通知上写着：“本单位受康贝斯老板委托，因康贝斯拖欠供应商货款问题，无法正常生产运作。为了全体员工的利益，全体员工的工资于昨日上午10时发放，工资款项直接打入各自的工资卡中。”经现场采访得知，员工们普遍反映，截至昨日下午2时，公司全体员工拿到了拖欠的工资。
　　为了让康贝斯公司失业的员工们尽快找到新工作，坪地劳动部门多次来到企业了解情况，并积极帮他们穿针引线，尽快落实工作问题。
　　昨日，坪地劳动部门将一张非常显目的“春风行动”告示贴在公司生活区门口。上面写着：“为了响应政府号召，使求职者尽快找到新的岗位，坪地劳动服务中心全心全意为康贝斯公司失业人员服务，提供就业职位。有意者，以康贝斯公司的工作证为准，到坪地劳动服务中心办理各种登记手续。”
　　坪地劳动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李某介绍，帮助康贝斯公司失业的员工办理登记手续属于免费，如果有员工去办理手续，很快可以获得新工作。李某说，告示张贴出来后，昨日前去办理手续的员工甚少。
　　康贝斯老板失踪后，似乎给龙岗和深圳周边的一些企业带来了招工契机。
　　昨日上午，深圳下着雨，康贝斯公司生活区却热闹非凡。有来自龙岗辖区、惠州和东莞等地的企业来到康贝斯生活区，现场打出招聘广告“抢”人，使得面临失业的员工成了“抢手货”。
　　上午10时许，龙岗辖区和周边城市的近20家企业早早来到康贝斯公司的员工生活区，有的在墙上张贴出招聘广告，有的干脆拿出招聘广告牌摆好摊位，进行现场招聘。招聘活动开始后，引来了众多求职者，但他们走马观花一遍，然后摇头离开。
　　在整个招聘过程中，地处惠州辖区的国威运动器材有限公司招聘现场最为热闹。该公司计划招聘300名员工，该公司表示其产品100％出口，销往全球20多个国家，公司的配套设施比较好，而且工资在1000元左右，吸引住了众多求职者的眼球。一些员工认为，该公司各方面条件比较满意，都争着上前报名应聘。现场招聘几小时后，该公司很快“抢”走300名员工，然后租来一台大客车，分几次将300名员工运往惠州。
　　现场招聘的企业也出现招不到人的尴尬局面。这些企业普遍反映，现场招不到人的主要原因是企业自身给员工的工资过低。
　　参加现场招聘的坪地一家电子厂招聘人员梁先生介绍，自今年春节过后，由于工厂紧缺劳务工，工厂方面一直在招聘员工，由于工资较低，一直未招满劳务工。梁先生说，自己的电子厂以计件算工资，如果员工每天都加班，月收入可以达到600多元。他说，想到康贝斯公司老板失踪了，公司2000多名员工都面临失业，以为有了招工的机会，虽然早早来到现场招聘，没想到招聘了大半天，也没有招到一个人。
　　昨日到康贝斯公司现场招聘的企业，大部分因工资达不到员工的要求，一些员工放弃了应聘。
　　原康贝斯公司员工贾某在该公司做焊接工作已达5年之久。他介绍，原来在康贝斯公司的工资每月都有1500元左右，而且也从不存在拖欠工资的情况。他说，昨日来现场招聘的企业很多，但工资水平都远远不及原来的康贝斯公司。“这些企业的工资太低了，虽然我现在失业了，如果没有工资满意的工作，我宁愿暂时不找工，在外面租房子住下，等有机会时再找工作。”贾某说。
　　在采访过程中，除了贾某求职观念是“工资不满意暂时不找工”外，大部分已失业的员工对求职也持此态度。
　　昨日下午4时许，康贝斯公司容纳2000多人的偌大一个员工生活区，宿舍楼都变得空荡荡，只有少数几个人正提着行李走出生活区大门。现场一位巡防员介绍，员工们昨日上午开始搬运行李，上午7时，几十名警力也赶赴现场维持秩序。该巡防员说，整个搬运过程井然有序，员工当日已基本离开。
　　一位湖南籍男子张某说，他失业后没找到满意的工作，现在准备卷行李返乡。他说，6年前在老家务农，因当时农村的收入很低，而且负担过重，年头忙到年末，每年的纯收入也不过3000元。因此，他经老乡介绍，来到康贝斯公司打工，而且收入比在老家务农时强好几倍，故在该公司一干就是6年。他说，现在农村的形势大有变化，农民的负担已减轻了很多，在家里务农，每年也可挣到上万元钱。“在深圳打工如果每个月收入只有几百元，干脆回老家务农算了，这样还可以和家人们生活在一起。”准备与张某一起返乡的一名男子说。
　　面对突来的失业，陕北汉子王某流下了眼泪。
　　昨日下午，康贝斯生活小区的员工们基本上都已离开，王某却一个人站在空荡荡的宿舍走道上，望着飘雨的天空悄悄流泪。他称自己对公司已有较深感情，想到突然离开，而且暂时找不到工作，心里难受无比。
　　王某介绍，他十年前与妻子双双从陕北南下，一起进康贝斯公司打工，他进公司后，一直从事模具工艺工作。因为夫妻的收入都比较可观，五年前又将儿子从陕北带到坪地上学。“现在刚过春节，我这种做模具工艺的技术工人很难求职，想到还有失业的妻子和正在上学的儿子，我都不知道一下该怎么走。”王某向记者哭诉。
　　昨日到现场招工的梁先生说，现场求职的劳务工已不如往年盲目，他们首先注重的是企业的发展前景，其次是工资和福利待遇，如果这些方面达不到要求，招聘单位都无人问津。
　　2000多名员工失业，众多企业拿着招聘广告来到该公司“抢”人，但除了一家工资福利待遇较好的企业受失业员工们的青睐外，绝大多数企业都受到他们的“冷眼”，导致一些来招工的企业空手而归。
　　昨日，记者了解到，面对这样的失业，除了让少许几名打工者不知所措外，绝大部分打工者都表现出“无所谓”，而且还有人说，“找不到工资福利待遇满意的工作，就回老家种田。”有员工说：“我们的劳动力就如此廉价吗？每天都要加班，月收入仅有700元左右，而且还要受到企业众多制度的约束，这样不如回家种田，除了收入和打工差不多外，生活也自由。”　　
　　据深圳市有关部门提供的数据表明，深圳今年春节后缺劳务工近10万人，节后返岗的劳务工仅60％，新来深圳的劳务工仅2万人，用工短缺企业较多集中在劳动密集型加工和三来一补企业。
　　深圳为什么会出现有史以来的劳务工短缺现象呢？
　　记者在现场采访中了解到，之所以今年深圳出现有史以来的“民工荒”现象，并不是没有人再来深圳打工，主要是企业的低待遇无法留下这些劳务工，更不用说吸引劳务工来深了。
　　2004年6月始，在中国制造加工业的心脏，在中国经济最为吸引外来工的热土—珠三角意外爆发“民工荒”。珠三角转瞬间的巨大反差，最终触发起人们对该区域劳工生存状况的关注。
　　2004年7月，广东省就业服务中心派出四个调研小组，分赴短缺情况反映集中的东莞、深圳、佛山、中山、惠州、汕尾、清远、河源等8市。调研小组随后提交的报告在分析缺工原因时称：“工资水平低且长期得不到提高，长时间加班，劳动条件恶劣，生活质量不高，合法权益无法得到有效保障等，导致很多企业无法留住老员工和招不到新工人。”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这还是官方首次对外公开在粤劳工的恶劣生存状况。
　　一位到东莞已近10年的职业经理人称，在他的记忆里，过去工厂从来不曾为用工发愁，更别说加班。
　　现在工人们可以选择用脚投票，但对早期的外来工们来说，他们没有任何筹码。“很简单，你不干，厂门口还有大把的人等着进厂。而且，只有加班我们才能赚到钱。”
　　在研究区域经济的丁力教授看来，加班是珠三角经济模式的一个必然伴生物。
　　数年前，刚从浙江调到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时，丁力教授碰到一个困惑。他发现，与长三角的企业不同，珠三角多数企业既无销售部、市场部，又无投资部。“这些企业根本不能算是一种完整的企业，顶多只能称之为一个庞大的加工车间。”
　　时间一长，丁力总算弄明白了，他看到的“车间”就是所谓的“三来一补”企业。即利用香港的国际贸易中心地位，在香港接生产订单，到珠三角加工，赚取人工、原料、地租等成本差价的来料加工、来料装配、来样加工和补偿贸易等生产方式及销售方式的企业。
　　来自全球各地的订单往往直接下到以自由贸易闻名的香港，香港各大贸易公司转手将这些订单发至遍布珠三角的大小工厂或贸易同行。为及时交货，这些从香港接到订单的较大的贸易公司，一方面会将部分订单直接下到工厂，同时还会将部分订单再次转包给更小的贸易公司。
　　来自世界各地的订单充足，珠三角工厂只需接受既定的利润分配方式，按照产品要求开足马力生产就是。对工厂老板而言，尽管订单价格经过层层转手剥皮，利润已很微薄，但他们仍然能够确保自己的收益。办法是尽量增加产量，同时压低工人工资。
　　某厂业务员海伟告诉记者，这样的工厂也会因订单不稳定或质量问题退赔而面临风险，工厂保持常年利润额稳定的唯一办法就是，在订单充足时要求工人延长加班、拼命生产，用高产量来弥补可能出现的亏损。显然，只有工人加班才意味着老板有更多的钱可赚。
　　与西方工人罢工要求“减少加班”不同，珠三角工人们在停工、怠工中经常喊出的口号却是“恢复加班”。在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刘开明博士看来，这是珠三角工人们作出的一种无奈的选择。工人所得大部分来源于加班，减少加班即意味着收入的减少。
　　现实是，连续加班总让不堪忍受的工人纷纷离去，人手不足又导致工厂不得不要求余下的工人更多的加班。“企业陷入恶性循环，代价却由工人们支付。”
　　2004年8月以来，缺工之势在珠三角像传染病一样四处蔓延。一个从北京出发的调研组悄悄抵达广州。来自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下属研究院的专家们此行的任务是，对珠三角外来工短缺状况及原因进行调研。
　　报告的结论是：工资缺乏吸引力和劳动条件差是普通工人短缺的主因。例如，佛山不少企业外来工月工资在10年前就已达到600至1000元，但现在还是这个水平。而这些年来消费物价总体水平已明显上升，导致广东、福建等省实际工资水平停滞不前甚至有所下降。
　　然而，对珠三角各级政府而言，十多年不变的低工资成本，却是其吸引外来投资的最大砝码。
　　以一件在珠三角加工的国际名牌衬衫Hugo Boss为例，在美国纽约最繁华的第五大道的零售价是120美金，其中各级渠道商赚取72美金（占60%），品牌拥有者Hugo Boss赚取36美金（占30%），接受订单生产的中国制造商只赚取12美金（占10%）。而多数时候，中国的制造商们还在打价格战，只以9.6美元（8%）的报价争抢订单。最后中国制造商的利润率往往跌落到1%至2%。
　　这种国际分工必然压低国内生产厂家的利润空间。这几乎是任何一家三来一补类型工厂的老板都必须接受的分配方式。
　　珠三角几乎每个村每个街道都拥有至少一个以上的工业园。工业园里成排的标准化厂房由一个隶属村或镇的经营公司统一修建。租下这些厂房的绝大多数为“三来一补”企业。
　　工厂除了上缴法定税收外，还必须以外汇结算方式向当地上缴贸易补偿费（有的地方与人工费、厂房租金合称工缴费）。以深圳市宝安区某镇为例，该镇每年1.8亿元的财政收入中，“三来一补”企业上缴的贸易补偿费就贡献了2500万元。资料显示，在珠三角发展初期，很多地方这笔收入占到当地经济总收入的90%以上。
　　从佛山市出发，经过以小家电制造闻名的北镇，十几分钟车程就到了伦教镇，这里以机械制造闻名。在厂房林立的工业区里，占地30多亩的顺德和平手外科医院鹤立鸡群。一年前，这家医院的前身—三州医院手外科还挤在一幢破旧的三层小楼里。如今，医院两幢新楼拔地而起。
　　这样一家小镇里的专科医院，在珠三角却大名鼎鼎。在断指再植方面，其治疗水平近乎国内一流。
　　“我们医院的病床基本上是满的。最多的时候，一天有七八个病人上门。”医院常务副院长姓肖，一个35岁的年轻人。10年间，他做过大约4000例断指再植，相当于平均每天至少一例。伤者大都来自周边的各个工业区。
　　“一个外科大夫做过这么多手术，技术能不高吗？”医院一位大夫开玩笑说。
　　“看看这家医院是如何快速发展起来的，你就能感受到珠三角工伤的情况是多么惊人。”2004年6月22日，原广东省妇联权益部部长黄淑美专门跑到伦教镇，拍下了这新老两家医院的照片。
　　“在珠三角，像和平手外科这样的医院还有很多。”程恒涛说。程是番禺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的一名工伤探访干事，任务是到一些定点医院探访受伤的工人。服务部在珠三角选定了54家有手外科的医院定点探访，而这54家只是设有手外科的医院数目的一半左右。
　　这个NGO（非政府组织）所作的调查报告显示：珠三角每年发生断指事故个案至少有3万宗，被机器切断的手指头超过4万只。
　　工伤探访表上有一项问题是“你是如何受伤的”，大部分被访的工伤者却回答说“不知道”。“长时间加班使他们身心疲惫，根本察觉不到自己是如何受伤的。”程恒涛解释说。调查显示，这些工伤者在受伤前普遍超时加班—50%“严重”受伤和43.5%“较严重”受伤的工人日均工作时间都在12小时以上。
　　多年跟踪探访工伤的程恒涛明显感觉到，珠三角工伤人数在逐年增加。“这个信号，值得政府和全社会关注。”他说，外来工劳动生产环境的恶化加剧着珠三角社会危机。
　　“当最起码的要求都得不到满足时，工人们只能选择反抗。”刘开明的一份研究资料显示，1999年，仅发生在深圳的大规模罢工就至少在100起以上。
　　曾获“中国十大杰出律师”称号的高智晟认为，恶劣的劳资关系现状，劳资矛盾沟通渠道不畅，以及司法保障对劳动者权益保护的功能性缺位，是引发劳工群体性行为的关键所在。
　　高智晟曾为因罢工闹事受追究的工人做过辩护律师。接手此类案件后，他惊讶地发现，不少当事人进厂多年，资方从未告知其应当签订劳动合同。更不懂工会是个什么组织。
　　珠三角一位长期关注劳资关系的学者认为，由于缺乏强有力的工会组织居中协调，工人们出于一些合理要求而采取的停工、怠工行为极易失控。有统计显示，2004年1至7月份，广东省劳动部门处理过的群体性突发事件达540宗，涉及人数5.73万人。比上年同期分别增加了15.4%和17.7%。
　　劳工非理性的抗争，暴露出政府部门劳工维权机制的严重缺失。与此同时，为劳工代言的维权力量却自民间生长着。
　　国内第一个劳工NGO诞生于1998年。那一年，被称之为“廖晓峰年”。
　　廖晓峰，四川阆中人，时年28岁。1993年到广州番禺打工。一次，一个老乡手指头被锯断，他查阅法律书籍，帮助讨回了6000元赔偿金。又一次，他一纸诉状把一个拒绝赔付的老板告上法庭，帮一位工友讨回了10800元工伤赔偿。
　　两次意外的收获，促使廖晓峰走上了帮助外来工依法维权之路。1998年4月13日，《羊城晚报》率先对廖晓峰进行了报道。中国第一个用法律武器维护打工者合法权益的打工仔形象凸现在公众面前。
　　当年8月1日，廖晓峰在广州番禺成立“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决意为打工者提供更多的法律服务。当他兴冲冲地去办理营业执照时，工商部门却因廖晓峰未取得律师证，只批准“代理文书处理”，强调“不含法律咨询”。
　　“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从事劳工维权，多少有一些名不正言不顺。更难的是，求援的打工者纷至沓来。他们除了伤残的身体和受伤的心灵外，一无所有。要为他们讨回公道，廖晓峰必须先垫付差旅费，有时还要为他们提供食宿。生存问题给他带来极大的压力。
　　此后不久，《羊城晚报》又披露了一则对廖晓峰不利的消息—一位打工仔投诉他收费过高。舆论一时哗然，英雄形象随即蒙上一层阴影。
　　廖晓峰悄然出走了。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尽管昙花一现不到半年时间，但廖晓峰和他的“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成为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符号—劳工自救的开始。
　　从2002年开始，珠三角专门为外来工维权的NGO进入蓬勃发展阶段。此后一年间，新成立的此类NGO达10多个，它们主要致力于为珠三角数千万民工处理欠薪、工伤等劳资纠纷。2004年4月，两位工伤者祝强、袁云祖用他们讨回的工伤赔偿金，在深圳龙岗成立了华南残疾人协作服务部。
　　作为寥晓峰昔日的助手，曾飞洋接过了“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这面大旗。或许有前车之鉴，曾飞洋对媒体显得异常低调。采访中，他不断强调自己的工作能“促进社会稳定”。
　　服务部成立至今，曾飞洋和他的7位同事为约1000位劳工免费维权，探访工伤工友2万余人次，发放宣传册8000多份。
　　“NGO的存在，或多或少可以在劳资冲突中起到居间协调作用，防止这种冲突以非理性的方式爆发。”曾飞洋说。
　　2004年10月10日，星期日。深圳宝安区一家玩具厂的大餐厅正中央，500多名工人围坐在刘开明博士的周围。按照事先与工厂老板的约定，刘开明要为这些工人讲授他们拥有的法律权利以及如何与老板沟通。
　　此前不久，刘开明刚刚给这家工厂的老板及管理层上过课。内容主要有“华南地区的劳资关系”等，其中包括“理解工人的声音”。
　　在外人看来，刘开明的这项工作似乎很荒谬—怎么可能告诉狼要善待小羊呢？老板又怎么会允许一个民间劳工组织来告诉他的工人，怎样和他讨价还价？但刘开明将“荒谬”变成了现实。从2001年至今，他所在的机构已经为珠三角20多家工厂做过培训，有上万名工人参加。
　　“一方面，我们选择的都是劳资矛盾比较突出的工厂，老板经常为工人罢工等问题头疼。另一方面，这些工厂大都为跨国公司生产，而这些跨国公司对工厂有社会责任方面的严格要求。”这正是刘开明可借助的两种力量。
　　八年前，刘开明来到深圳。2001年3月，他创办了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该研究所现已成为国内规模最大的劳工NGO。一开始，刘开明也和其他劳工NGO一样，主要为外来工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和法律援助。但他慢慢发现，劳工权益被大量侵犯，症结在于政府缺位，工会无为，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工无力维护自身的权益。
　　“与为单个外来工维权相比，帮助工人建立一个表达自己利益的平台也许更有意义。而对等地与老板沟通，更有可能帮助劳资双方达到双赢。”刘开明说。
　　作为尝试，刘开明正帮助宝安区这家玩具厂建立一个工人委员会。2004年10月25日，该厂工人从50名候选人中，选举产生了由26位工人代表组成的工人委员会。此前，全体候选人接受了长达半年的培训，包括如何演讲和怎样做好工人代表。
　　刘开明强调，这个委员会不是“独立工会”，而是公司法规定的“工人委员会”，是工厂管理架构中的一部分。
　　“许多工会尚且形同虚设，工人委员会就能起到作用？”有人质疑。
　　就在刘开明和他的团队进驻工厂两周后的一天，工人们打卡后没有按要求去车间，而是汇聚到了车间前面的空地上。工厂老板与刘开明一同赶到现场。这位刚听刘开明讲完课的老板没有像以往那样对工人发火，而是心平气和地问：为什么？
　　刘开明动员工人选出几个代表，把他们的要求写下来，到办公室与老板商谈。原来，工厂最近取消了周六加班，导致工人们收入减少。同时，食堂的伙食也越来越差。
　　老板当场答复6位工人代表，伙食问题他马上解决，保证恢复原来的水平。但加班问题是由于订单减少的缘故，估计下个月才能恢复正常，希望工人能谅解。
　　这场罢工事件的解决，前后不到两个小时。“只要劳资双方沟通顺畅，许多冲突是完全能够避免的。”
　　刘开明告诉记者，劳工生存环境恶劣所引发的劳资冲突并非为珠三角独有, 但珠三角因其劳工群体的庞大和集中，却使这一问题变得格外突出。他认为，在劳资冲突引发的危机中，其实蕴含着制度创新的契机。民间NGO多年来的探索，为化解劳资冲突和维护社会稳定提供了有益参考，“对政府而言，理性面对并接纳民间创造，这正是制度创新的开始。”
　　最大的老板正在开两会呢，我们都是为他们打工的。
　　其实每个地方都有好的不好的企业，我在东莞有4年的时间，在同一家工厂上班，估计我运气好吧，这家企业老板对工人都还不错。不过最终还是离开了广东，原因很简单，社会环境（工厂环境还真的不错）太差了，不适合长期工作。
　　　　（香港讯）中国深圳上周六（19日）爆发近年来最大规模的示威事件，数千名大中专以上学生因为不满被企业招聘会欺诈，在深南大道堵路示威。
　　　　香港《大公报》昨日报道引述深圳劳动局官员的话说，近年来民工集体堵路讨工钱维权的事情经常发生，但这次参加示威的全是大中专以上学历的学生，如此大规模的知识分子“堵路维权”实属罕见，当局一定会调查处理好此事，并吸取教训。
　　　　据报道，深圳市上周六举行3项大型人才招聘活动，但许多求职人士指责主办单位临时一再提高门票价钱、乱设关卡及货不对办，导致上千名从全国各地赶来的求职者，持票却进不了场。
　　　　直到下午1时，眼见一些招聘公司开始撤走，逾6000名不得其门而入的求职者不满情绪高涨，聚集在会场外鼓噪，高呼“退票退钱”、“骗子”等口号。
　　　　接着，更有人领头唱起《义勇军进行曲》和《团结就是力量》等革命歌曲，情绪激动的示威者冲向深南大道，将整条公路封住，导致上千车辆大排长龙逾10公里，交通大动脉陷入瘫痪。
　　　　由于示威行动令深圳当局措手不及，警方最终调来近千名警力、防暴警察，将拦路人群强行驱散。
　　　　其间，示威者与警方多次发生肢体冲突，混乱中有人被踩伤。
　　招聘会那天我也经过那里了，可能我路过的时候比较早，每看到什么不正常的事情，但是那时候已经有很多警察才待命了。
　　其实每次大学生招聘会不都是人如潮水的，据说这次是6万人应聘6000个职位，看来90%以上的都失望。
　　其实这段时间我一直觉得很奇怪，按网上的传闻来说，深圳，广东是一年不如一年，但是为什么去年广东总人口和深圳总人口都达到了历史水平？广东总人口1.1亿，深圳上1000万，号称人口密度和东京都差不多了。四面八方的人还争着往者尿不拉屎的地方来？这些人真应该到经济论坛上学习学习。
　　事实上我在深圳呆了几年了，每年的这个时候都是民工潮的高峰期，满大街都是背着包的民工同志，但是去年很少，那时我感觉深圳今年完了，连民工都不来了，不过今年情况似乎有所改变，比去年的多了，好奇怪，还找不到工呢.
　　比18世纪的英国的血泪工厂还黑！
　　强烈支持民工都去江浙等地方，不去广东
　　我们在国内的台资企业做事，因观点思想的不同与台湾来的同事做交流，经常同支持陈水扁来自台南的台湾同事为阿扁与有湖南血脉的小马哥谁更优秀发生争论，有时更因统一的话题论战不休。
　　　　　　 台湾同事有时会抬出台湾经济的卓异个人收入高来暗示国内经济的落后,拚命的打击我们大陆人的自尊；我们则用大陆十三亿市场的广博台湾出口对大陆市场的依赖教育台湾人要自立不要依赖别人；台湾人常在我们面前吹台湾本土文化风俗的悠久，我们则用中华文化的源源流长来指出闽南文化的小溪涓涓。
　　　　　　 可是有时玩笑开到激荡时，台湾人会猛不丁的回应你：
　　　　　　 你们老是说要统一，你们在自已的国家都只让你们暂住，隔三差五的把你们捉进去，还要让我们去赎你们出来。我们就不回你们中国来凑这个热闹了。我们在自已的宝岛台湾，我想去那里就去那里，户口我愿搁那就搁那。
　　　　　　 经常这时候我们只能暗然神伤，是啊在我们中国，我们出外讨生活只能暂住自已的国家，经常有人因此被捉被罚款，更有孙志刚因此被活活打死。想起在深圳特区几十名打工人因此被活活烧死在囚车上，面对着这样的苛政猛如虎，我们还然对抱持台独理念的台湾同事说什么呢
　　说句实话，东莞啊，为什么没人此工作，我就是四川村的工作的人其中的一个，我们四川的人都认为东莞的工厂环境差，工资少，治安又烂，本地人又恶，真的，这是我们四川村在东莞工作的人的总体感觉，你说东莞还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
　　不过我感觉全国的大部分情况都是一样——剥削
　　先大力把东莞的治安搞好再谈别的什么吧. 东莞可以说是中国最差的城市.而广东又是全国最差的一个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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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当初改革时说要鼓励先富起来的人，先富带动后富。然后就是一个劲儿的去发展珠三角和长三角，给优厚的政策支持，结果内地的人去那里做苦工，让沿海城市先富了起来。然而先富却没有带动后富，这里面后很多的原因。我在这里并不想责怪谁，只是这样下去，指挥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工作生活环境产局越来越大。如果不能引起政府和那些先富恰来的人士的足够重视，中国……迟早要乱的
　　第一天在拜访的工厂门口看到贴出招工启示，出来后就写着招完了。
　　其实是一些技术员工，由于其它地方兴建了类似的工厂，出高工资把人挖走了
　　新奴隶口岸.当地人都靠制造奴隶和贩卖奴牟利为生.
　　深圳，给我的感觉是差，随着长三角的崛起，我是真的不想在深圳打工了．．．．．．．．．．
　　东莞的工人今年还是很多又回来了，在长三角大部分工厂都不包吃住，实际上收入还不如在东莞
　　民工们也要自我检讨一下了．在那些发达的地方每月打几百元的工，还有人愿意做，这是为什么？
　　没有技术是原因，愚昧更是关键！无论在那里，技术工工资教高是肯定的，所以要学技术，如果没有技术那就应该自己学习创业！这两条都没有的人那就只有做奴隶了，当然，要怪就怪政府的愚民政策教育！
　　政府啊，党啊，记得我们小时候学过课文，批判旧社会的包身工制度！现在的百姓好像依然猪狗不如啊！政府的公共管理职能难道仅仅体现在官员的每天花天酒地吗？！体现在支持国际汽车产业的公车消费吗？！体现在城管的疯狂、公检法的冤假错案吗？！
　　1，在东莞，已经连续10年没有涨工资了，而东莞的消费指数比起广州和深圳来说，低不了多少。
　　2，当地的农民过上了不劳而获的生活，每天无所事事，嫖娼赌博。当地的干部和香港人成了食利基层。你可以想象一个镇长身价都是很多个亿。
　　3，东莞的工人很多年纪都非常的小，为了生活很多人被沦为妓女虽然他们只有十多岁，这是最为可耻的事情，我们的国家怎样对待我们的未成年人。
　　4，工人相对地方政府和工厂老板形成的利益阶层是真正的弱者，他们工伤无人管，死亡了没有人管。每天都有很多的人在东莞死去。人的生命是那么的卑贱。生命的尊严是那么不值一文。生命是很脆弱的。
　　5，这些工人在年纪老了以后，有谁来养他们？
　　 大家辛苦了,来江苏吧,这里的人门热情好客,经济发展快速,这里的人天天欢声笑语,风气很好,美人还很多,哈哈...
　　 你以为中国的下一代还会为钱卖命啊，就是捡垃圾乞讨卖淫也比这个强嘛！
　　　　带头大哥怎么不出现啊？？
　　　　生在中国真是tmd的悲哀。
　　大家睁大眼睛找，东莞好的企业还是有的．
　　有个企业正常工作都有１４００左右的工资，没有加班．熟练工１８００．由于不好招工，有直接进来不用试用的，１２００．
　　在东莞，开大厂的全是外商，要么是日商，台商，港商，所以，　大家要看清剥削你们的是谁．
　　to:中國草根，　那麼好地企業是叫什麼名字！！幫忙發上來！
　　让东莞市这种剥削类型的城市早点垮掉,中国的事就好办多了,社会的公平,地区的平衡,人民的和谐就指日可待了
　　个人认为不是真正的民工荒，而是由于城市的生活成本上升很快，而民工的工作强度高，但工资又长期得不到提高，导致民工工作一年下来所剩无几，还不如呆家里种种田。个别地区出现的民工荒应该是经济规律调节后的结果。最后的结果只能是要么一部分民工选择呆家里种田，要么工厂增加一定的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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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睁大眼睛找，东莞好的企业还是有的．
　　　　有个企业正常工作都有１４００左右的工资，没有加班．熟练工１８００．由于不好招工，有直接进来不用试用的，１２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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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名字啊，说出来长长见识.
　　东莞工资确实太低了，我认识成都一个老板，每月工资500元，包吃住，每星期工作6天。我觉得很低，老板确经常给他的工人说，我对你们不错了，你们去沿海也是这么多，还拖欠工资，我从来不拖欠。
　　反正在绍兴我知道一个有电工证或者电焊证其他的什么吊装工、起重
　　工，当然要有证。基本上有70元/天。
　　内地的一些企业有很多比东莞更黑，东莞现在已经有《劳动法》的概念了，当地政府也确实做了很多宣导，一般的大企业都基本上能满足最低工资的要求了，工作超时的问题还很难解决。而且现在的工人觉悟也慢慢提高了，因为劳动力缺乏他们可以很方便的换工作，！内地很多企业还是建立在什么事老板说了算的阶段。------我是验厂的，以上绝对亲身体验。
　　　　　　大家睁大眼睛找，东莞好的企业还是有的．
　　　　　　有个企业正常工作都有１４００左右的工资，没有加班．熟练工１８００．由于不好招工，有直接进来不用试用的，１２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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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名字啊，说出来长长见识.
　　本公司,所以我不好说出来.这样的公司在东莞还是比较多的.如果你想了解我可私下跟你说.
　　　　to:中國草根，　那麼好地企業是叫什麼名字！！幫忙發上來！
　　如果你真的有诚意,可私下发信息说.
　　千万不要进广东东莞本地人开的厂,当地官员都是他们的护身符,进去了比包身工还苦.
　　嗯,中国政府啊,就知道宣传欺骗自己的人民.......
　　 哎,黑心的资本家如果还有点人性,就不会这样压榨外来工.政府不知道温州城.福建城里的小姐有些才十四五岁的吗?我们的政府就是这样关心下一代吗?看看我们的兄弟姐妹为了一个月几百块的工资每天都是22点后才下班,那些公仆却在澳门赌场一掷千金,我的痛在心灵最深处..........
　　 前两年来过广东的朋友都知道万恶的暂住证,没有证就代表你犯罪了.就不是良民了,你的良心大大的坏了,皇军可以抓你进囚车了,没朋友赎你.皇军是要送你去樟木头劳教三个月的,特别是在东莞没老乡,又没朋友,那种惶恐......老天知道?
　　 广东人啊,你可知道伤害了多少同胞?为什么不道歉?你们高傲的目光只为倭人.港佬.台巴子低下.从不曾屑于工厂车间里那些兄弟姐妹哀怨的目光..............................偶尔为了显示你的胸怀:你会告诉他们,我是把你们当人看,才骂你们的,你们这群猪....
　　但同时,欺压外来打工者的又恰恰是外来人!!
　　国家应该来处理一下这样的事情。
　　 应当把小媒矿主全部都毙了，每日利润6万，才给挖媒的每吨5元，不过知道为什么这么多人要为小媒矿卖命了，每月可能会弄出2000－5000元的，媒矿算资源，就在村里挖个洞这个洞就算他的了，然后每日6万利润，这也太爆富了，山西大同还不乱成一团！
　　广东这边用工不规范，现在的工人才不这么傻呢，江浙用工环境比广东好，工资不比广东少,而且内地的工人到江浙比到广东近,路费都省不少。傻瓜才来广东呢.
　　　　1、深圳最低工资关内610元／月，关外480元／月，浙江昆山最低工资为620元／月，而深圳是国内消费水平最高的城市之一。
　　以上你的数据是错误的，关内610，关外480 是2004年的标准，现在的是关内810，关外700，而昆山再004年是540，现在是750，以上数据绝对准确，因为我们有专门的人每月更新，各个地方的最低工资每年读会更新一次，有时候不增加，但是还是会有文件出台。
　　还可以告诉你目前深圳关内的最低工资标准是全国最高的。
　　LZ我不知道你是什么目的，我只是看到错误说出来，没有其它任何意见，因为我也知道不管哪里谱工的收入和环境都是很苦的。但是你应该认真点。
　　虽然我也极不喜欢台湾人，但是不得不承认，现在工人受到的非人待遇主要是政府的责任。台湾人全世界办厂，为什么其它地方没有这种情况，或者说没有这么严重？政府不但不帮助维护工人的权益，还为虎作怅，一起欺压工人，这在广东表现尤为突出。总之，根源在骑在人民头上的政府。
　　可怜的中国人啊！马克司在地下看到了回怎么想啊？？？
　　新年快到了，地下的先烈们纷纷打来电话询问
　　白天没水，晚上没电，发的工资只够买面。
　　打开邓选，找到答案：原来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再往后翻，我靠！还一百年不变！
　　好想有个太太，为我烧饭做菜。现实却很无奈，让我仍需等待。
　　也因寂寞难耐，谈过几次恋爱。谁知屡战屡败，轻轻松松被踹。
　　其实我也奇怪，为啥总被淘汰。历尽打击伤害，总算知道大概。
　　嫌我不讲穿戴，嫌我长得不帅。嫌我个头太矮，嫌我没有气派。
　　熊猫长得不帅，却受世人关爱。丑是自然灾害，矮是因为缺钙。
　　做人只求正派，讲啥穿戴气派！我们这个年代，注定缺少真爱。
　　女人不是太坏，就是心胸狭隘。或许除此之外，还有部分可爱。
　　只怕时至现在，早已有了后代。面对这种事态，不要气急败坏。
　　我们除了忍耐，至少还能等待。只要相信真爱，她就一定存在。
　　要么咱就不爱，爱就爱个痛快。没有爱的灌溉，生活百无聊赖。
　　只有好的心态，才能保持愉快。爱情也有好赖，绝对不可草率。
　　我是愿意等待，哪怕青春不在---------送给奋斗中的哥们儿们。
　　屠魔，祝福所有的单身朋友们，单身节快乐！
　　楼上的牛人，这你也能翻出来？佩服
　　在这里给大家推荐一个网站:中国调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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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是中国比较有信誉和给钱比较多的,不用担心受骗，可以随时查自己帐户里面的钱有没有增加.
　　　　　　一天做做几份问卷调查，或者做网站推广
　　　　　　不想干太累的活，而且目标不是很高的网友可以试试。
　　这些人和黑砖窑的老板区别有多大呢？
　　广东要是没有香港和澳门在旁边不知道会怎样？
　　lz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你的资料都是错误的，还写了这么多，
　　　　　　1、深圳最低工资关内610元／月，关外480元／月，浙江昆山最低工资为620元／月，而深圳是国内消费水平最高的城市之一。
　　　　以上你的数据是错误的，关内610，关外480 是2004年的标准，现在的是关内810，关外700，而昆山再004年是540，现在是750，以上数据绝对准确，因为我们有专门的人每月更新，各个地方的最低工资每年读会更新一次，有时候不增加，但是还是会有文件出台。
　　　　还可以告诉你目前深圳关内的最低工资标准是全国最高的。
　　　　LZ我不知道你是什么目的，我只是看到错误说出来，没有其它任何意见，因为我也知道不管哪里谱工的收入和环境都是很苦的。但是你应该认真点。
　　人家04年的贴子，当然发04年的数据了，难道发07年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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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用工环境当然找不着工人了.
　　本人地方到东莞打工的人很多,但近年来,本人当地用工都不好找人,每月工资已涨到1000多元,还得求工人.
　　东莞茶山有个骅信电子厂,是台资厂,打工的千万不要去这家厂,另外请厂家不要为这家厂合作,是很难很难收到钱的,要拖很久很久,常常换采购员,故意说送货单找不到,弄得你不知道这么办,真是垃圾厂.
　　　　广东要是没有香港和澳门在旁边不知道会怎样
　　整个珠三角都缺工人,不知长三角情况怎样?
　　长三角的人文精神是珠三角比不了的。社会底蕴也是珠三角没法比的。安徽现在以长三角打工为主。
　　说实话，真不是缺人，是那些厂缺心，人面兽心，标准的奸商，比资本主义还资本，比日本人还可恨!
　　小时候书本上形容的万恶的资本主义，也不过如此。现在才知道，别人失业了有保险，连农民都有社会养你。看看我们现在的情况，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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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莞本地人太腐败，他妈的，狗日的东莞各级政府
　　我在浙江温州, 我这里的最低工资现在是850
　　　　对绝大多数普通的打工者来说，东莞绝对是人间地狱.以户籍人口而论，东莞人之富裕大概要冠居全国,他们的富裕,就是建立在五六百万外来工的基础之上的。
　　东莞血汗工厂之残酷，上帝见了都要落泪。吃人的红社会。
　　看来，“农民工”——不知道是谁取的这个名——思乡情节越来越严重，全面返乡期为时不远
　　苏南这里的普遍情况是,普通工可以拿到1000左右,有点资历的1500,包住,和一吨工作午餐
　　广东83到03年，平均每年给上缴的税收只相当于云南卷烟厂（通过叶的关系）。
　　03年到现在，在gdp数倍于上海的情况下上缴的税收基本于上海持平。
　　在广东，本地人弄死一个外来民工就象碾死一只蚂蚁一样，每年因用工而伤残者数以万计，当地政府的公检法更加是风吹不进，水泼不进，采用各种治安队残酷欺压外来工和伤残工，有的工厂完全就是靠骗，到了年底不给钱，反正外来工没有任何渠道保护自己的利益。
　　如此恶劣的生存环境，能够解释为什么广东为什么这么乱，而浙江等同样是外来工大省，治安却要好的多。
　　我大学在江苏上的。广东走了不少地方，现在老家打工。
　　什么呀？我的理石工人基本不用加班，有时还整天闲着呢，包吃包住，伙食每人每月300元，有热水器可以洗澡的，工资1600-2800元。
　　和东莞的比起来，那我这还真是不错呢
　　同时,物价上涨,生活品质低下,也是原因.
　　唉，是招不到奴隶，不是招不到工人。迟早出事。
　　根源就在江猪二草包 乃至凳子
　　 路径错误 他们给我们选了条当国际资本廉价加工厂的黑路
　　也许有一天，城里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回跑到农村去找点工作干。风水轮流转嘛，呵呵。
　　　　　　对绝大多数普通的打工者来说，东莞绝对是人间地狱.以户籍人口而论，东莞人之富裕大概要冠居全国,他们的富裕,就是建立在五六百万外来工的基础之上的。
　　　　东莞血汗工厂之残酷，上帝见了都要落泪。吃人的红社会。
　　敢保证，是这样的，资本家好象世界末日，都疯狂的压榨没个工人，不管你死活
　　今年的农产品又加价了，呼于农家子弟们回家吧，干起我们的老本行，什么鸟三角呢，他们有本事做老板，让他们自己干吧，看看做工的辛苦，我打了三年工老板才给我900元。
　　今年回家了，再也不来东莞了，这地方真垃圾
　　唉，东莞 的事真多呢，我在虎门树田去找一位朋友，结果是朋友没有找到，被抓到治安队去了。理由是没有暂住证，我同治安人员说了我也进厂了，厂里会给我办的，他们那帮吃人的家伙就是不放了，后来好说才给了60元了帐，还不给开单，这样我就去了60元，共要120元的暂住费，叫我下次去他那里补办要少点，
　　当时我就想啊，打死我也不到这种鸟地方来了，结果是，我朋友到我这里来，我从来也不去了，
　　最后我打电话到东莞派出所，他们说我没有证据，我当时就傻眼了，希望老天有眼，惩罚那群家伙一下，想想啊，60元是我三天的工资了，我想像我这样的可能有好多人，希望大家小心点，别碰到这帮吃人的家伙
　　如果有在东莞虎门的千万不要到树田去啊，那个地方真是个吃人不剩骨头的地方
　　最后我要说的是，还是不要打工的好
　　有本事你拿数据说明珠三角的外来工数量在逐年减少
　　TMD不要说到除了珠三角之外其他地方的工厂都是不用上班就有工资发的，不用干公司就会赚钱自己发展的
　　奴隶式的外贸出口，可以停止了
　　外资主要投资在制造业，但投资的质量不高。主要体现在加工、组装等低层次，多数资金来源于港、台、海外华人以及周边东亚、东南亚国家。以西方的标准多数是血汗工厂.
　　目前中国有核国家和独立的军事存在，从而导致了这种独特的产业链。以美国为主的国家，在技术设备方面对中国出口的限制，中国在进口美国产品方面进口产品有限，造成了中国的大额贸易顺差。美国等发达国家则向周边国家和地区出口技术设备而使中国在周边国家进口原料、零配件，形成了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世界工厂”。
　　没有办法，没有技术只能做低端加工
　　自己人那么遭罪`让外国那些享受低廉的物质`````````````洪荒``这个XX社会的必经之路``代价就让社会低收入者来承担么
　　还以为现在的人都是80 90年代信息不发达的时候！以为外面是天堂！好得很 `现在的沟通越来越畅通了 ！谁还有那么多笨蛋去每月几百元``背井离乡的！
　　根源是实行计划生育的后果已经显现
　　这些黑心的工厂 全倒闭了最好。

stevenbeen

在家就和在外地赚的工资差不多、为什么要到外地去

stevenbeen

而且人生地不熟、有可能还被沦为二等公民